唐高祖李渊的武德四年，原瓦岗内马军的骠骑秦琼被封为翼国公，程咬金则被封为宿国公。从字面上看，秦琼的翼国公称号与赵云的翊军将军类似，而程咬金则似乎是大唐的“宿将”。然而，这种理解并不完全准确。确实，秦琼被与赵云并列的赞誉颇多，而程咬金最终也成了大唐开国时的名将之一。他在年近七十时，仍然随苏定方远征大漠，追击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阿史那贺鲁与大唐的开国元勋史大奈同为亲戚。可以说，程咬金虽然老去，却依然屡立战功。

然而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十三年，李世民对这些开国功臣的封号进行了大幅调整，秦琼的翼国公封号被改为胡国公，程咬金的宿国公封号也变为了卢国公。此时，这两人的封号与原先的声势大不相同，显得更加平凡，似乎与原本的荣耀相去甚远。

不仅是秦琼和程咬金，唐初的所有开国公封号都发生了变化：莱国公李勣变为了英国公，代国公李靖被改为魏国公，而蔡国公杜如晦则和李勣互换了封号，成为了莱国公。这里的“互换”并非指实际的领地调动，因为唐朝的“国公”称号并不代表实质性的封地。在李渊的时代，每个国公都有三千户食邑，而在李世民执政后，由于国公数量增多，食邑的数量被大幅削减。为了平衡，李世民用“食实封”政策，削减了秦琼和程咬金的三千户食邑至七百户，其余的食邑则分给了新晋的贵族如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侯君集和张公瑾等人。

说到秦琼和程咬金的封号为何发生变化，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程咬金的宿国公封号。这个称号在隋朝属于麦铁杖。《隋书·列传第二十九》记载，麦铁杖不仅勇猛异常，而且力大无穷，能日行五百里，奔跑速度不亚于战马。其为人豪爽、好酒、重信守义，尤以渔猎为乐。程咬金与麦铁杖的形象相似，都是勇武无双、豪气干云的英雄。程咬金在征讨西突厥时，曾因在怛笃城为兄弟们分战利品，未能追上阿史那贺鲁。但无论如何，程咬金的行事风格，尤其是他在营救裴行俨时的英勇表现，与麦铁杖的形象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实际上，隋朝的宿国公是麦铁杖，这也许是李渊将程咬金封为宿国公的原因之一，既是一种历史的延续，也是一种对程咬金英勇事迹的肯定。而关于秦琼的翼国公封号，则更有深意。李渊曾赠送给秦琼一个金酒瓶，并亲自表示愿意割肉为秦琼下酒，这种深情厚谊让人动容。然而，秦琼的翼国公封号不仅仅是对他的奖励，更隐含着更深的象征意义。翼国在周朝是四大强国之一，最早是唐叔虞所创，其后曾多次更名与迁都，而晋国（也即翼国）所处的区域就是今天的山西。李渊将秦琼封为翼国公，某种程度上是将自己的家乡之名与秦琼相连，赋予了他极高的荣誉。

尽管如此，李世民继位后，却对秦琼和程咬金的封号进行了更改，且有些许降级。程咬金的宿国公被更名为卢国公，卢国在春秋时期虽然存在，但其等级较低，仅为依附于齐国的外姓诸侯。卢国的爵位也仅为子爵，远不及原先宿国公的威严。至于秦琼，他的翼国公封号也被更改为胡国公，胡国在历史上是一个较为边缘的封国，且其位置不在大唐的龙兴之地山西，而是在河南。

虽然这些封号的变动似乎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爵位体系没有直接联系，但李渊和李世民深知这些封号背后的历史意义。李渊对秦琼的深情厚意显而易见，但李世民是否因秦琼在“玄武门之变”中相对消极的表现，而在继位后做出这样的调整呢？这一点或许只有历史才能给出准确的答案。

总的来说，秦琼和程咬金的封号变动不仅反映了唐朝开国后的权力格局变化，也隐含了李世民的政治考量和对功臣的微妙态度。在那些封号的背后，既有荣宠的象征，也有背叛与变革的无声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