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东北野战军经过重新组织改编，转变为四野，并且下辖四个兵团。这支部队与其他野战军相比，拥有更为庞大的兵力以及更加完善的指挥体系。从野司、兵团到军的配置，四野的指挥结构都较为强大，形成了多个核心管理层。例如，野司设有两位参谋长，两位副参谋长；每个兵团下设两位副司令员，每个军也有一至两位副军长等管理岗位。正是这种复杂的组织结构，使得四野在战斗中拥有了更多的指挥协调能力和灵活性。

四野下辖的12个兵团中，12兵团的结构尤为显著，司令员、第一副司令、第二副司令等职位的设立，强化了指挥官与部队之间的协作关系。例如，12兵团的司令员是萧劲光，第一副司令员是陈伯钧，第二副司令员是韩先楚；13兵团的司令员是程子华，第一副司令员是李天佑，第二副司令员是彭明治；15兵团的司令员是邓华，第一副司令员是洪学智，第二副司令员是贺晋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兵团的指挥官大多来自之前的纵队，许多司令员和副司令员都曾在各自的纵队担任重要职务。

例如，李天佑曾是1纵的司令员，刘震则是2纵的司令员，韩先楚曾担任3纵司令员，洪学智是6纵的司令员，邓华负责过7纵，黄永胜曾任8纵司令员，而贺晋年则是11纵的司令员。这些纵队的起源不同，但都在四野的建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纵、2纵、3纵、6纵的成立相对较早，而7纵从1947年秋天开始组建，最初被称为辽吉纵队。8纵则在冀察热辽军区的地方部队基础上组建。至于11纵，它是最晚成立的，直到1948年3月才完成组建。

在四野的12个纵队中，可以看到三个不同的成长阶段：第一批纵队成立于1946年，3纵、4纵、1纵、2纵、6纵都在这一年成立；第二批纵队出现在1947年，7纵、8纵、9纵、10纵相继成立；而第三批纵队则是在1948年成立，5纵、11纵都出现在这一阶段。成立较早的纵队，指挥官往往得到了更高的军事职务，比如许多司令员从纵队转任兵团职务，但前提条件是他们在战斗中表现突出。尤其像1纵、3纵、6纵等，在经历了多次更换司令员之后，逐渐成熟并承担起更重的军事责任。

不过，在这些纵队中，有一位指挥员的表现较为低调，他便是9纵的司令员詹才芳。尽管詹才芳的资历相对较深，出身于红四方面军，并且在徐海东的带领下成长为游击队的核心人物，带领部队在黄安、黄陂、孝感等地作战，但在四野的整体体系中，他显得稍显低调。早在1929年，詹才芳就与徐海东一道，带领游击队在黄安一带打击敌军，游击队逐渐壮大，活动范围扩大到多个区域。此后，詹才芳由指挥工作转向政工，担任过团政委、师政委等职务，并被提拔为军政委。抗战期间，他不仅参与敌后办学，还在晋察冀军区担任军分区司令员，后进军冀东开辟唐河根据地。直至1944年，詹才芳担任了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和冀东军区司令。

抗战结束后，詹才芳继续在冀东战区坚持作战，1947年8月，他的部队被改编为9纵，詹才芳成为了司令员。在随后的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和辽西会战中，他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其他兵团司令员相比，詹才芳虽然不如李天佑、韩先楚、黄永胜等人名声显赫，但他的军事能力同样出色，并且在四野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与詹才芳类似，贺晋年也有着与他相当的经历。贺晋年是陕北红军的出身，在1946年被派往东北进行剿匪工作，1947年改任骑兵纵队司令，后任7纵副司令。1948年，贺晋年接任7纵的司令员，他和詹才芳的经历非常相似，都从地方部队转入野战部队并最终升任兵团副司令。从职务上来看，两人的军事能力在解放战争期间不相上下。但最终，贺晋年被任命为兵团副司令，而詹才芳仍然担任军长，未能晋升为更高的指挥职务。

通过对比这两位指挥员的经历，可以看出，四野的指挥体系虽然注重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但每一位司令员的晋升都与战斗表现息息相关，且往往要经历多次考验。这些历史细节展现了指挥官们在战争中的奋斗历程，也反映了四野逐步形成的强大战斗力和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