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文史料中的记载,夏朝是古代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国家”。不过话说回来,截至目前,依然有很多人坚定认为 ,“所谓夏朝的历史,本质上是一段虚构的历史”。
那么问题来了,夏朝是否是古人臆测出来的朝代?今天简单聊聊这件事儿。
《史记》中的“夏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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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第一个“中国王朝”
古代中国历史语境里的“王朝”,可以理解为“以血缘家族为基础、通过世袭制度,对一个国家实行长期统治的君主制政权”。
传说中的 “五帝”,都是以德治国的代表。帝舜在位三十三年时,正式将王位禅让给了治水有功的禹。十年后,禹在会稽去世。
据《史记》所载, 禹在临终前,将王位禅让给了东夷首领伯益。但值得玩味的是,后者在三年守孝期结束后,并未按计划继承王位,而是将之让给了禹的儿子启,自己则躲避到了箕山以南。 最终,启成为了禹的继承者。
古画中的禹和启
不过话说回来 ,古本《竹书纪年》则认为,伯益即位以后 ,“启杀益而夺得君位”;还有观点认为,伯益即位后,启的支持者们向其发起了挑战。双方在经过了多年的苦斗了之后后,启最终战胜了伯益,成为了新的最高首领。
夏氏族原姓姒,但从启即位后改用国名“夏”为姓。与此同时,他不再使用“伯”这个称号而改用后,即“夏后启”。
启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太康继承了王位。至此, 传统的禅让制正式被世袭制取而代之,“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由此可见,司马迁将“夏”视为古代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实属情理之中。
夏商周历史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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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朔迷离的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 在《尚书》《左传》《清华简》等先秦典籍当中,无一例外都提到了“大禹治水”等与夏朝相关的典故。
比如在据说由孔子主编的《尚书》中,提到了夏、商均为“受天命”的正统朝代;在《左传》中,夏商周三代是并列的,不仅提到夏朝之处甚多,还直接提到了夏朝君王(夏朝时称为“后”,商周称为王,以后称皇帝)的名字,比如启、相、皋、孔甲、桀等。
《尚书·禹贡》中的九州和五服
除此之外,在铸造于 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遂公盨(豳公盨)”以及春秋时代的“秦公簋”、“叔夷钟”、“叔夷镈”等祭器或礼器的铭文当中,也出现了大禹治水、成汤“敷受天命,翦伐夏祀”等涉及夏朝历史的论述。
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西周的金文资料,还是以《左传》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之所以主动将夏朝的事迹编入其中, 本质上就是为了主张“自己的政权最具正统性”。
这就意味着,上述文献中关于夏朝的记录,大概率存在“被有意识地改写”的可能。
遂公盨(左上)、秦公簋(左下)与叔夷钟(复原图)
鉴于此,在20世纪初,以顾颉刚为首的一批深受西方现代治学方法影响的 “疑古派”知识分子,向一直以“信古”为主流中国学界发起了挑战。
于是,无论是“三皇五帝”还是 “大禹治水”,统统被他们视为“虚构的神话与传说”。
除此之外 ,一大批推进了现代历史学发展的欧美和日本学者,也对夏朝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原因很简单, “若不能用与之同时代的文字资料进行论证,就不能确认王朝的存在”。
因此,首发于 1999年的《剑桥中国上古史》,坚持将商朝视作“古代中国第一个历史王朝”而不列夏朝。
《剑桥中国上古史》封面
不过话说回来,伴随着几十年来二里头遗址考古的不断推进,诸如该遗址是“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遗存”、“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城”的定位, 在我国学术界几乎已成为一致的共识。
正如考古学家杜金鹏所说 ,“接近于95%的领域内专家认为,二里头是中晚期夏朝的遗存,5%认为目前还无法确定,而完全否定的国内专家几乎没有。”
二里头遗址考古现场
有趣的是,日本学界开始出现了“认可夏朝真实存在”的倾向。
驹泽大学的饭岛武次教授认为,二里头文化代表了一个广域王权国家(早期王朝)级别的政治实体,而这个实体与“夏”相对应。
京都大学的冈村秀典教授判断,在商朝以前的中原地区,曾经存在着一个名为“夏”的王朝政体;长期任教于九州大学的 宫本一夫教授更是坚持认为,“二里头文化即夏王朝,夏王朝确实曾经存在”。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当然,这里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即便正如宫本一夫所说,“二里头文化即夏王朝”,但并不等于说, 以《史记》为代表的中文史料中记载的“夏朝史”,是严格意义上的“信史”。
这就意味着,我们依然 无法通过已有的文献史料来证明“二里头文化已经完备了王朝应有的政治体制”这一问题。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内的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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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关于夏朝,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中文史料中关于夏朝的论述,尚不足以被称为“信史”;其次,位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大概率是夏朝的遗存;第三,尚无考古证据直接证明,夏朝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王朝国家”。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俯瞰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礼乐文化”勃兴而非“礼乐文化”全面趋于衰微的时代,一个华夏文明结束多元、逐渐开启一体化阶段的时代, 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格局正式形成的伟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