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中，很多人性格火爆，脾气暴躁。例如陈明仁，他在担任师长时，就敢和蒋介石对着干，毫不示弱。后来，他带领部队在长沙发动起义，成为起义的领导人物，并且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除了陈明仁之外，黄维等人的性格同样火爆。然而，在他们被我军俘虏之后，他们的脾气似乎一下子消失了。

黄维在被俘时，面对时任中原野战军三纵副司令的刘昌毅，竟然放下了所有傲气，温和地说：“贵军必能越过长江。”刘昌毅好奇，便询问他原因。黄维回应道：“能够打败我的人，必定也能战胜江南的国军。”显然，黄维虽平日里脾气暴躁，但在战场上被我军俘获后，他的气焰已不复存在。

然而，有一位将领的反应却与众不同。当他在战场上被我军俘虏后，竟然怒不可遏，指责我军副司令：“都是你们害了我！”这位将领就是川军中赫赫有名的郭勋祺。郭勋祺自小便投身军伍，凭借在战场上屡建战功，逐步升任川军旅长。大革命时期，受杨闇公等人的影响，郭勋祺的思想变得日益进步，并计划参与刘伯承领导的卢顺起义。虽然由于起义组织的疏松，导致此次起义最终失败，但郭勋祺并未放弃革命理想。

在四川从事兵运工作时，陈毅曾被刘湘列入追捕名单。在这个关键时刻，郭勋祺亲自出马，护送陈毅顺利脱险。尽管郭勋祺行事低调，未留下任何把柄，但刘湘依旧察觉了异样，最终通过“明升暗降”的手段，剥夺了郭勋祺的兵权。此后，由于四川军阀之间的内斗，刘湘急需猛将为自己冲锋陷阵，因此重新启用了郭勋祺。

郭勋祺复职后，凭借其出色的军事才华，屡次在战场上大显神威，为刘湘的“川王”之位立下赫赫战功，成为川军中的第一悍将。当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蒋介石一方面派遣中央军紧追红军，一方面命令白崇禧和刘湘等地方军阀合力围堵红军，妄图让川军与红军两败俱伤。尽管名义上归蒋介石指挥，地方军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始终复杂微妙。

刘湘敏锐地识破了蒋介石的计谋，特地叮嘱郭勋祺不要盯死红军，而是让他们自由通过四川，只要不在四川建立根据地即可。郭勋祺听从指示，紧随红军后方，保持着一天左右的距离。由于红军判断失误，误以为郭勋祺的部队是一支孤军，决定发动进攻，但在土城战役中，红军未能成功歼灭郭勋祺，反而一度陷入险境。土城战役后，郭勋祺的名声更响，稳坐川军第一悍将的位置。

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决定合作抗日。郭勋祺随刘湘出川，参加抗日战斗。尽管川军装备简陋，士兵们穿着单衣和草鞋，且后勤保障极为贫乏，但川军的战斗力依然强悍，屡次在战场上取得优异成绩。在多个关键战役中，郭勋祺带领部队展示了非凡的作战能力。

郭勋祺逐步晋升为第23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55军军长，当时驻地位于皖南，距离新四军军部不远。郭勋祺的老朋友陈毅担任新四军支队司令，得知郭勋祺到来后，频繁造访55军部。郭勋祺不仅邀请新四军将领讨论游击战术，还多次带领部队与新四军配合，共同打击日伪军，取得了显著成果。虽然川军武器弹药不足，但郭勋祺却三次将弹药送给新四军，帮助他们抗击敌人。

然而，蒋介石并不赞成与新四军的合作。蒋介石派胡宗南率军封锁陕甘宁边区，并严密监视国军与新四军的互动。郭勋祺为新四军提供武器的事情最终被蒋介石知晓，蒋介石因此大怒，找借口将郭勋祺撤职。

郭勋祺得知被撤职后，心情十分激动，他对蒋介石的做法深感不满，认为自己忠诚抗日，却遭到这样的待遇，便决定离开国军，投奔新四军。他联络了项英，希望能加入新四军，但项英却冷淡回应，未予接纳，这让郭勋祺心中颇为失望。

在之后的几年里，郭勋祺的才华被束缚，始终无法发挥。当解放战争进入1948年春季，康泽被任命为第15绥靖区司令，驻守襄樊。由于康泽对川军不熟悉，便请求蒋介石将郭勋祺调入自己的麾下。郭勋祺得以重返前线，协助康泽指挥川军。

1948年7月，中野军在王近山的指挥下发起襄樊战役，经过激烈的战斗，最终取得了胜利。康泽和郭勋祺被俘，陈毅得知郭勋祺被捕后，立即安排将其送到中野司令部。两人叙旧时，郭勋祺因回忆起自己被项英拒绝的往事，情绪激动，认为自己如果当初能加入新四军，或许现在已是起义将领，不至于沦为战俘。

郭勋祺是个直性子，说话毫不掩饰。他将怨气发泄在陈毅身上，指责他当年没有接受自己加入新四军，害了自己。陈毅耐心解释，表示当时国共合作的局势复杂，如果新四军当时接纳郭勋祺，必定会被蒋介石利用作为口实。郭勋祺听后，终于释怀。虽然陈毅提出希望他继续为我军效力，但郭勋祺坚持要回四川进行策反工作。

郭勋祺回到四川后，成功促成了成都地区5个师的起义，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郭勋祺在四川长期担任厅级干部，继续为国家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