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29年，清朝实际掌权者雍正皇帝颁布了一道重要的诏令。这道诏令名为《惩办贩卖鸦片烟及开设烟馆条例》，其核心内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首先，针对私下贩卖鸦片者，规定要施以一定程度的惩罚，处罚范围从一个月的拘役到被充军至边疆；其次，对于公开开设鸦片馆的行为则采取严厉打击，主犯将面临死缓或流放，而相关责任人员也要一并受罚。

表面上看，雍正皇帝对鸦片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态度，然而细心观察便能发现，他并未对购买鸦片的行为进行惩治，也没有禁止鸦片的进口，甚至仍对进口鸦片征税。由此可见，雍正皇帝并非真心想完全杜绝鸦片贸易，尤其是那些“合法”的进口贸易。因此，尽管“禁烟”已写入法律，底下的官员却并未真正执行。

等到乾隆皇帝继位，他对这件事并未过于关注，依旧沿用父亲雍正的政策，将鸦片视为进口药材征税。嘉庆皇帝上台后，虽然态度稍有转变，他先后五次下令“禁烟”，终于在法律上明确将进口鸦片定为非法贸易，使清廷公开承认鸦片进口不再合法。

然而，尽管嘉庆皇帝明令禁烟，但他自身能力有限，对禁烟的执行力度并不强。嘉庆去世后，其子道光皇帝继位。从雍正皇帝明确“禁烟”至道光皇帝即位，清廷的禁烟政策实际上已维持了近百年。但在这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鸦片不仅未被彻底禁绝，反而成为清廷对外贸易的一个转折点。

在鸦片大量涌入之前，清廷对外贸易是盈利的，但随着鸦片的大量输入，财政状况开始恶化。根据不完全统计，1840年之前，英国向中国输入的鸦片数量高达四十多万箱，价值约两亿两白银，而当时清朝的年收入仅三千多万两白银。

鸦片持续流入给清廷带来的损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清朝的对外贸易从盈利转为亏损，财政收入严重不足。银两外流愈发严重，直接威胁到国家的根基；二是吸食鸦片的人员数量激增，据估计最高峰时达到一千多万人，而当时清朝总人口不足四亿。

如果这种状况持续，清朝将面临“无兵可御敌，亦无银可充饷”的危机。

不少人或许会疑惑，既然雍正皇帝早就明令禁烟，为什么直到国势危急时，道光皇帝才开始真正严禁呢？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雍正时期鸦片尚未大规模流行，只有少数人利用鸦片作为药材缓解病痛。罂粟自唐朝起即在中国使用，危害未显著，且还能为国家提供一定赋税，统治者对其并不十分重视；

其次，嘉庆皇帝虽已察觉鸦片的严重危害，并主张严禁，但许多官员心存顾虑。有文献记载，清廷基层官员的收入，只有极少部分来自正式工资，绝大多数则来源于“创收”，即灰色收入。这种利益结构让他们对禁烟持保留态度。

外国鸦片商人甚至成立了专门基金，从鸦片征税中抽取资金，用以贿赂清廷海关及相关官员。在利益驱动下，许多官员故意制造“查获业绩”，实际放纵鸦片流通。

其中，韩肇庆是一位颇具代表性的官员，他表面上是“缉毒先锋”，实际上每次过手的鸦片数量庞大，仅“查获”的少量鸦片被用作“业绩”，其余则私下买卖牟利。他的“功劳”使他得以继续掌权。

此类灰色利益链条极为庞大，令皇帝虽在高处严令禁烟，实则难以落实。道光皇帝面对国家危机，决心打破这一僵局，推动彻底禁烟。于是，他广泛征求意见，收到29份反馈中仅有8份支持严格禁烟，其余多主张从宽管理，既收税又罚小贩，但不禁止进口。

虽然史书上道光皇帝评价不高，但他很聪明，深知从宽禁烟无异于纵容鸦片贸易。最终，他坚定选择从严禁烟，并委派一个既有能力又坚决执行禁烟政策的人来推动此事。

这个人便是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林则徐不仅本人支持严格禁烟，官位够高，且为人勤勉务实，深谙基层实情，善于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他的能力和态度赢得了道光皇帝的高度信任。

事实证明，道光皇帝的选择并无错误，林则徐禁烟行动初期成果显著。然而，他却低估了对手的力量。就在虎门硝烟未散之时，林则徐便遭遇了巨大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