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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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北宋末期，朝廷派遣使节自山东的登州和莱州乘船向北航行，目的在于与刚刚从白山黑水地区崛起的女真族缔结盟约，双方共同立誓消灭辽国，收复燕云十六州，这段历史被称为“海上之盟”。然而，这一盟约自签订以来便备受争议。实际上，北宋的灭亡与其联手女真共同对抗辽国的策略密不可分，北宋对金辽两国国力的误判，也引发了接连不断的战略失误。

甚至在当时的朝堂上，也不乏对联金灭辽政策的反对声音。太宰郑居中坚决表示反对，他指出：“檀渊之盟已延续百余年，百姓安居乐业，兵士无战事，农业不受劳役，这比汉唐时期的和亲政策更为稳妥……以太宗的英勇，曾两度尝试收复燕云，皆以失败告终，如今岂可轻启战端？”而枢密院执政邓洵武则直言不讳地警告称，辽国虽有衰弱迹象，但一旦金人吞并辽国，北宋的边防形势将更加岌岌可危。

尽管反对声浪不断，北宋最终还是选择与已维持百年和平的辽国开战。这一方面与当时宋辽金三国的国力对比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民族愿望也是促成战争的重要原因。那么，燕云十六州到底有多重要呢？

燕云十六州大致涵盖今天的北京、天津以北的海河流域，以及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部分地区。所谓的十六州，主要指幽州、瀛州、檀州、蓟州、涿州、莫州、妫州、蔚州、朔州、顺州、云州、应州、儒州、新州、寰州和武州。

从地理位置来看，“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位于太行山以东，统称山前七州，以幽州（今北京）为核心；而“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九州位于太行山以西，称为山后或代北九州，以云州（今大同）为核心，合称为燕云十六州，也被称作“山前代北十六州”。

在这十六州中，最北端的是武州，最西边是朔州，最南端是瀛州，最东面则为蓟州。其余各州依次排列在这四州之间，沿着长城的两侧展开。

古代交通运输条件有限，燕云北部的燕山和太行山脉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几乎不可逾越。早在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便依靠这条天险及修筑的长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到了隋唐时期，十六州的行政区划基本稳定形成。

当时，幽州被设立为大都督府，瀛州、莫州、檀州、蓟州等州区划也已明确划定，而蔚州、朔州、云州划归河东道，其他地区则纳入河北道。燕云，又称幽云，得名显然与幽州和云州两大重要战略要地密切相关。

先说幽州。幽州的全称为幽州大都督府，隋代时称涿郡，唐朝高祖武德元年更名为幽州总管府，开元十三年升格为大都督府。幽州作为重要的军事重镇，地理位置极具战略优势。北面有险峻的燕山山脉，骑兵难以穿越，南面则有拒马河天然屏障。周围分布着榆关（山海关）、松亭关、古北口、金坡关（亦称紫荆关）和居庸关等五个重要关隘。古北口尤其重要，唐朝时作为防御契丹南侵的关键关口，最狭窄处仅容一辆车通行。

云州的地理情况与幽州类似，同为战略要地。云州位于晋北黄土高原边缘，地势复杂多变，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北方门户。若云州失守，北方骑兵即可经妫州直逼幽州。

清代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评价云州：“东接上谷，南达并恒，西邻黄河，北控沙漠，居边隅要塞，犹如京师的屏障。”自石敬瑭割让燕云后，辽国便将幽州定为南京，将云州设为西京，两地相互依托，形成震慑北宋和西夏的战略格局。

事实上，燕云十六州的战略价值不仅仅体现在防御功能上。《辽史·地理志》记载幽州“利于鱼盐，畜马牛猪，谷物丰收”，隋代时大运河北端的永济渠直通此地。隋炀帝三次征讨高句丽时，便以此为集结兵马、储备粮食的重镇。

从先秦到隋唐，燕云十六州地处暖温带季风性森林草原气候区，是中原王朝农业最为繁荣、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契丹取得燕云后，虽为游牧民族，却并未大规模破坏当地汉族的农业经济。反而因地制宜，“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在经济上采取宽松政策，缓解了辽汉民族间的紧张关系。

此外，辽国初期的几位君主并非昏庸无能，治理燕云时多采用怀柔政策，如“五稼不登，则开努藏，代民税以抵螟蝗灾害，废摇役以安抚贫苦。”经过数代辽帝的治理，燕云十六州成为辽国最富裕的经济中心。

人口稠密也为辽国提供了大量兵源。契丹自神策元年起吸收后唐“山北八军”兵员，建立了多个汉军编制单位，如五京乡丁中多为汉人。

《辽史·兵卫志下》记载：“三京丁籍可统计者达二十二万六千余，番汉混杂，析津、大同原为汉地，登记丁口达八十万六千余。”辽国实行五京制：上京临潢府（今赤峰林东镇）、东京辽阳府（辽宁辽阳）、南京析津府、中京大定府（内蒙古宁城）和西京大同府。其中，上京、东京、中京三地可用兵丁仅为南京和西京两地的四分之一强。

据《辽史》记载，南京析津府内有八个汉族兵营，包括南北两衙兵、两支羽林兵、控鹤兵、神武兵、雄捷兵和晓武兵，皆按汉制配给粮饷。这些精锐部队多为骑兵，总数约一万八千骑兵。加上分布于西京和南京各地的防守部队，燕云地区的军事潜力极为强大。难怪辽代有“燕京兵戎冠天下之雄，与赋当域中之半”的说法。

燕云地区对辽国的意义不言而喻，而在北宋君臣心中，这片土地的重要性同样不可小觑。契丹拥有燕云后，战争潜力远超传统游牧民族，也掌握了可随意入侵北宋心腹之地的交通枢纽。

燕云失守，北宋失去了长城防线这一农耕文明的天然屏障，反而与辽国共享了华北广袤的平原。契丹本为游牧民族，牲畜遍野，擅长机动作战的轻骑兵常年威胁中原农耕区，使得北宋始终无法安宁。

自后晋失去燕云以来，后汉、后周、北宋各代都怀有收复的志向，但真正取得显著进展的，只有后周世宗柴荣。这位天资过人的皇帝在短短六年内扭转了后周颓势，凭借“先南后北”的战略逐步增强实力，最终于显德六年北伐中夺回宁州、莫州、瀛州三州以及益津、瓦桥、淤口三关。

与后汉时期毫无防御可言相比，后周夺回三州三关后终于构筑了新的防线，保卫后方平原。尽管如此，这条防线因地理条件限制，远不及燕云北线长城坚固。

“土山平陵，连绵起伏，平原开阔，适宜骑兵驰骋，步兵难以抵挡”，面对来去如风的游牧骑兵，步兵为主的北宋军队只能借助各类工事，勉强挽回攻守之势。

为防止契丹骑兵南侵，北宋沿白沟河一线，自太行山东麓保州向东构筑数百里的堤坝和沟渠，配合太行山西线的榆塞，形成一套人工防御体系。“自保州西北的沉远泺至东部沧州泥枯海口，约八百里间，全为水泽，宽处达六十里。”

这就是后世网络上所称的“水长城”。在当时的工程技术条件下，建造这样一条依赖水系的人造长城耗费巨大，但即便如此，其防御能力仍无法与真正的长城天险相提并论。

更为离奇且令人震惊的方案则与黄河改道有关。北宋初期黄河尚未改道，仍沿东汉时的旧河道入海，保持八百余年稳定。但宋代气候变化导致黄河频繁泛滥。天禧年间，黄河决口改道向北，朝廷派治水专家李垂前往治理。

然而，李垂勘察后竟建议朝廷不应干预此次改道。他早在大中祥符五年曾上书《导河形胜书》，建议人为引导黄河北流，理由是“契丹无法南侵”，此举对中国边防大有利。此次改道正好契合了他的建议。

但对于北宋朝廷而言，黄河改道不加阻止是极大的政治风险，会导致民众怀疑朝廷的执政合法性。于是，李垂的建议被否决，北岸决堤口被修复。然而，元祐四年黄河再次北决，此次决口未被封堵，“幸亏其北流，避免了决口向南逼近都城的危险”。

这场黄河改道虽为天灾，却因北宋善后不力，加剧了河北路十五州大范围的水患。南宋时期沈作喆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古时黄河由滑入郓，因都城开封所在，大名等地被河水包围，故穿新河，河失故道，祸害尤甚。”

对于辽宋两国来说，燕云十六州的意义各有侧重，但重要性不相上下。对辽人而言，这里是他们逐步汉化的核心区域，是几代国君苦心经营的精华之地。

对北宋而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失去燕云不仅意味着失去十六州的农业重地，更意味着广阔的华北平原成为辽骑兵自由驰骋的草场。为了弥补这一战略劣势，北宋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和精力修筑各类防御工事，这成为北宋“难以承受之重”。

参考文献：

1.《宋辽争夺燕云十六州研究》金婷霞

2.《燕云十六州入辽后的社会发展》胡辉芳

3.《论辽初经略燕云十六州及其历史意义》郭丽平

4.《10世纪前期契丹南下路线研究——以其南进中原作战为例》张国庆，刘艳敏

5.《首都战略下的北宋黄河河道变迁及其与京东社会之关系》廖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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