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年伊始，淮海战役正进入最为激烈的关键阶段。此时，国军黄维部已被我华东野战军与中野联合部队全面歼灭，司令官黄维本人也被俘获。同时，杜聿明的部队陷入我军严密包围之中。1949年1月6日，华野发起对杜聿明部的总攻，仅用了四天时间，便将其部队全部消灭，杜聿明本人也被成功俘虏。

淮海战役火热进行之际，国军方面同步进行了多项宣传报道。为了迎接1949年的新年，1月1日元旦当天，《中央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1948年重大事件的回顾，内容中多次涉及淮海战役的战况。

那么，国军是如何描绘这场他们称为“徐州会战”的战役的呢？简言之，就是罔顾事实，满篇荒诞不经，令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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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央日报》的回顾文章对整个“徐州会战”从始至终做了梳理，但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报导中竟宣称国军从开战伊始便连战连捷。

例如，报道提及1948年11月9日，“徐州会战初获胜利，歼灭匪军万余人”。

然而事实是，11月6日，我华东野战军已按照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对黄百韬部实施包围歼灭。黄百韬奉命等待第9绥靖区第44军西撤，因此其部队直到7日才开始行动，这一稍纵即逝的机会被我军牢牢把握。最终，华野迅速消灭了黄百韬用以掩护撤退的第100军83师。

黄百韬见一师瞬间覆灭，形势骤然恶化，连忙向刘峙麾下的李弥求援，但李弥坚守刘峙的命令，拒绝调动援军。

如此危急局势，却被国军塑造成“会战初捷”的辉煌战绩，甚至还有“虚空歼灭”的浮夸说法，不得不佩服他们炮制新闻的“高超技巧”。

这还仅是开始，接下来的报道更加荒唐。

1948年11月8日，国军第3绥靖区部队在何基沣、张克侠带领下发生叛变，导致我军得以迅速突破第3绥靖区防线。在消灭黄百韬第7兵团先头师后，华野完成对该兵团的合围，将其困于碾庄。

获悉黄百韬被包围后，徐州“剿总”命邱清泉第2兵团和李弥第13兵团紧急救援，但均被我军顽强阻击，始终无法突破，令徐州“剿总”焦急万分。

眼见黄百韬部越来越危急，副司令杜聿明想出妙计，调动第2兵团旗下的74军，准备从徐州附近的潘塘镇迂回，绕到华野后方，实现前后夹击，打破僵局。

地理位置上，潘塘镇虽非重要交通枢纽，但战局爆发后其战略价值骤增，杜聿明正是瞄准此点欲图突围。

但巧合的是，华野大军正计划袭击徐州机场，切断其空中援助线，粟裕等将领也将目标锁定在潘塘镇。

于是双方各自派出部队，不谋而合地在潘塘镇“相遇”。

国军这支部队是第2兵团的74军。值得注意的是，74军的前身是曾在孟良崮战役中被歼灭的74师。

为什么已经覆灭的74师还能出现？原因在于孟良崮战役时，74师并未全部参战，仍有三个团在临沂地区整训。覆灭后，国军以这三个团为骨干，辅以副军长邱维达组织溃散官兵，重新组建了74军，隶属邱清泉第2兵团，虽然实力大不如前，但仍有部分老兵作基底。杜聿明正因看重其基础，将其派出执行突击迂回任务。

而华野方面，执行袭击徐州机场的是华野第二纵队，由原新四军第二师与第五师合编而成。该部队曾在韦国清司令指挥下俘获国军鲁南绥靖区司令郝鹏举，且参加了多场重要战役，经验丰富。

两支部队不约而同向潘塘镇进发，最终在那里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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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双方很快在潘塘镇东南的张集发生遭遇战。对华野而言，这意味着袭击徐州机场的战略任务彻底失败，无法继续执行。

双方开战，74军虽然重建，但面对华野二纵的猛烈攻击，战力明显不足，迅速败退，退缩至潘塘镇内进行顽强抵抗。

邱清泉获悉74军连连告捷，急调12军、70军和107军部分兵力赶来支援，试图与潘塘镇的74军形成夹击态势，突破华野防线。

激战持续整整一天一夜。由于袭击机场目标破灭，且国军援军不断增援，潘塘镇离徐州城甚近，城内驻有十余万大军，随时可能投入战斗。

为了避免无谓伤亡，华野按照指示有计划地后撤。

74军见华野撤退，惊喜异常，认为是自己军威所致，自信心大增。军长邱维达更是得意忘形，声称准备再度进攻，派出部队在装甲车掩护下“追击”华野。

不过，邱维达也心知肚明，未敢全力追击，追击仅数十里便停手，深知若再深入恐难返回。

追击途中，邱维达俘虏了部分无辜百姓，却将其伪装成“华野俘虏”，以此美化战果。

随后，邱维达携“战果”凯旋回徐州。邱清泉得知后，立即炮制出一场“潘塘镇大捷”的闹剧。

从表面看，邱清泉确有报捷资格：他的部队未被歼灭，阵地未被丢失，这在当时已属难得的“胜利”。

于是，邱清泉向徐州“剿总”及南京方面报捷，称“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企图偷袭徐州，但在潘塘镇被击退，四散逃窜”。

收到“捷报”的刘峙欣喜若狂，命令徐州城内张灯结彩庆祝，南京更派慰问团携带奖章、锦旗等物资，盛大表彰邱清泉。

国军报纸也大肆报道此事，《中央日报》更将此“徐东大捷”置于头版头条，称歼灭“匪军”三万七千余人。

有趣的是，被困碾庄的黄百韬也“出现在”报纸中，称其战术高超，令“匪军”主动投降。

但在慰问团抵达后，记者追问刘峙：“既然黄百韬让‘匪军’主动投降，为什么他不出席庆功大会？”刘峙对此避而不答。

想必被围困的黄百韬若看到这篇报道，定会气得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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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事实上，国军在战绩上的胡编乱造并非首次，淮海战役期间尤甚。国军炮制的“胜利”数不胜数。

继“徐东大捷”报道后，11月14日，《中央日报》又报道称黄百韬与邱清泉会师。

然而事实是，黄百韬兵败如山倒，未曾与邱清泉部队见上一面。

11月16日，国军再发“虚空大捷”报道，称徐东方向再获胜利，彼时黄百韬外围据点已被我军全数清除，华野准备发起总攻。

更离谱的是，11月17日，国军宣称“捣毁中野司令部，几乎俘获刘伯承”。

实际上，国军新闻中，毛主席、朱德、贺龙、刘伯承等主要将领多次被宣称“击溃”甚至“击毙”，刘伯承尤为“倒霉”，被“击毙”次数达60余次。

此外，国军报纸还经常出现“奇幻漂流”及“死而复生”的荒诞故事。

1949年1月6日，我军对被困陈官庄的杜聿明部发起总攻，激战至10日全歼杜部，杜聿明试图突围，终在张老庄村附近被俘。

按理人已被俘，不应再有军事行动，但1月12日的国军报道竟称杜聿明“率部反击频频得手，战局即将转机”。

次日更称杜聿明30多天内歼灭我军17万人，仍在追击华野，华野则“溃不成军”。

事实上，杜聿明当时正身处战俘营。

除了炮制“虚空战绩”与“奇幻漂流”，国军还上演“死而复生”闹剧。1948年11月22日，《中央日报》首次承认黄百韬战死，次日又宣称黄百韬“复活”，并与李弥成功会师。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李弥已被我军围困陈官庄。

蒋介石本人也曾称国军中央社的报道“不可信”，甚至不愿再看。由此可见，《中央日报》新闻的真实性之低，已经荒诞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