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皇室继承制度，常常被认为是基于嫡长继承制的基础上，按照各房的伦序排定继承顺序，即长房继承后，如长房无嗣，则继承权顺次传给二房、三房等。然而，明朝朝廷的实际回答却并非如此简单。根据明朝的实际情况，不能把朝廷给予的“加恩”误认为是祖制。

《皇明祖训》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皇位继承要遵循各房的伦序排位。太祖朱元璋在处理皇位继承问题时，设定了一个非常严格的前提条件——继承人必须是嫡出之子，否则没有资格继承。即便是宗藩王位，朱元璋也对庶子继承作出了一些放宽规定，允许庶子承袭，但却从未允许继承传至二房或三房等旁系。如果宗王没有后代，通常会按照“除国”的原则处理，旁系则仅仅承担起府事的代管职能以及“奉祀”之职。

在明朝的实际案例中，也有不少关于继承顺序的特殊例子。例如，当宗藩的长房绝嗣时，王位传给了第二房甚至第三房的情况。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发生在宣德六年，当时蜀藩的二代王朱友堉去世，并且没有留下子嗣，王位传给了其胞弟朱友壎。然而，朱友壎也未能有子，蜀藩再度绝嗣。此时，朝廷没有按照传统的伦序规定，反而跳过了次房，直接将王位传给了五房的朱悦。

这个决定实际上是在继承制度上破例，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其他一些宗藩王国中。例如，成化九年，华阳王朱友堚对朝廷给予他二房爵位继承问题表达了不满，认为自己这一支的出身应该更为高贵，结果朝廷在考虑到他的困境后，也做出了适当的调解，并给了他一定的补偿。

除此之外，类似的“特恩”事件并不少见。比如天顺七年，岳阳王朱季境去世，但由于无嗣且无明确的继承人，朝廷经过多次讨论后决定按照既有的惯例传承爵位，尽管其中也涉及到一些争议和不同的意见。然而，这一切依然不是依据所谓的“祖制”，而是更多地依赖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和皇帝的决策。

有趣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即便是按“兄终弟及”的模式继承，朝廷并没有按照传统的继承规则来执行。例如，正德三年，郃阳王朱诚泓的庶弟朱诚汾去世后，其儿子朱秉橘本应有资格继承王位，但由于长时间没有得到朝廷的正式册封，直到朱秉橘去世，朝廷才决定将该爵位取消，并命令他继续履行奉祀职责。这样的做法，再次表明了皇室和朝廷并没有明确的继承制度，而更多的是根据朝廷的决策和当时的政治背景进行处理。

总的来说，明朝的宗室继承制度并不像外界所认为的那样，存在严格的嫡长继承制和“各房依伦序排座次”的规定。实际上，很多情况下，朝廷的决策和皇帝的个人意愿决定了继承人选。虽然有些宗亲成员可能会因个人利益，将一些临时的决定和特例误认为是传统的继承制度，但从明朝的具体实施情况来看，皇室继承制度更多是灵活应对政治需要的产物，而非一成不变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