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我军炮兵的奠基人，许多人首先会想到被誉为“炮兵之父”的朱瑞。然而，很多人未曾了解到，在朱瑞之前，还有一位为炮兵事业开拓先河的重要人物，他就是郭化若中将。郭化若不仅是一位资历深厚的将领，还曾在战争年代担任多个关键职务，贡献颇丰。

郭化若毕业于黄埔军校炮兵科，早在1925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时，他由于途中遭遇阻碍，未能及时参与起义。为追赶起义部队，他乘船从上海抵达汕头，并在南昌起义结束后，受组织安排前往莫斯科学校深造炮兵相关知识。然而，当他回国时，由于革命队伍的武器装备极为短缺，他所学的炮兵知识并未能得到应用，因此便转入了参谋工作，担任纵队参谋、参谋长及军参谋处长等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被调往后方进行教学的过程中，郭化若也曾教授炮兵知识，虽然随着部队从苏区的离开，他的工作性质发生了改变，但他始终未能摆脱军事教育的岗位。从1932年至1938年间，经过多次问题的妥善解决后，他于1941年再度回到军事教育领域，先后担任抗大三分校校长、军事学院教育长以及炮兵学校校长等职务。

在这三份工作中，炮兵学校校长的职务显得尤为特殊，它也是我军建军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早在红军时期及抗日战争初期，部队普遍缺乏重型武器，主要依赖轻便的迫击炮，以便于灵活机动的游击作战。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炮兵部队不仅缺乏专业的人才，与此同时也缺乏重型武器。直到1944年，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司令员贺老总和副司令员徐向前找到了郭化若，表示部队需要迅速增强炮兵力量，以适应正规战的需求。因此，必须培养出大量的炮兵干部。

当时，后方部队仅有一个炮兵团。郭化若建议将这个炮团扩编为炮校，得到了上级的支持，随后他被任命为校长，负责招生、组织炮校的各项工作和教材编写等任务。然而，炮校的条件并不理想，手头只有十多门无法使用的山炮，郭化若的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几个月紧张的准备工作后，炮校终于挂牌成立。得知这一消息后，贺老总欣喜地表示：“这么快就办起来了！”他看到郭化若显得疲惫，便关切地说：“你的气色不太好，一定要注意休息，你可是我军的功臣。”

炮校正式进入教学阶段，但郭化若的身体也因长期的工作而感到极度疲惫，时常出现头晕、腰酸背痛、四肢无力的症状。最终，他因病住院，昏迷了整整18天。由于炮兵学校的工作依然繁重，上级临时任命朱瑞为代理校长。朱瑞同样是炮兵科班出身，并曾在苏联学习。

随着抗战的胜利，东北的局势发生变化，上级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前往东北工作，炮校随之迁往东北，代理校长朱瑞便率队前往，而郭化若则留在延安进行养病。经过一年恢复期后，内战全面打响，郭化若接到了被调往华东工作的新命令。

在华东，由于形势相当严峻，尽管郭化若并没有被调到炮兵部队，而是担任了山东军区下辖鲁南军区的副司令员，但对他这样一位在前线久违十几年的将领来说，依然面临新的挑战。在后方，他负责民间建设工作，并不久后回到前线，自担任纵队副司令员、政委，逐渐被提拔为兵团政委。如果他当初的健康状况良好，或许能够更好地推动东北炮兵事业的发展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