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中央军委决定由邓小平担任书记，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将领组成渡江战役总前委，全面负责即将展开的渡江战役指挥工作。

然而，由于长期紧张指挥大兵团作战，粟裕的美尼尔氏综合征突然复发，不得不临时前往济南休养，直到3月28日才重新回到第三野战军指挥部。

当时，军委与李宗仁领导的南京政府还在进行“和平谈判”，并有可能于4月15日签署协议，因此中央军委原定的渡江作战时间为4月22日，比原计划推迟了一周。

中央军委将电报下达到第三野战军总前委后，粟裕认为将渡江时间安排在4月22日并不合适。因为进入四月下旬，长江流域雨水逐渐增多，沿江河道陆续排水入江，导致江阴江面水位迅速上升，依靠木制帆船渡江难度大大增加。

此外，谈判对手是李宗仁代理的南京政府，而守卫江阴的国民党军队是蒋介石嫡系将领汤恩伯的部队，即使李宗仁同意和平，汤恩伯部队是否会服从其指挥，依旧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综合考虑，粟裕向毛主席及中央军委再次建议，渡江作战时间不应晚于4月20日，否则一旦进入雨季，长江的自然环境将极大影响大军的渡江行动。

邓小平领导的总前委完全赞同粟裕的意见，并通过电报反馈中央，指出如果延期渡江将面临严重困难，除非能确保和平，否则不宜推迟作战计划。更何况，先行渡江并争取和平接收对解放军更有利。

经过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多轮讨论，最终于4月18日确定，于4月20日夜间发起渡江进攻，并在完成渡江任务后再考虑后续行动。

二野、三野百万雄师分为东、中、西三路集团，东集团由粟裕指挥，中集团由谭震林掌控，西集团则由刘伯承率领。

东集团由第八兵团、第十兵团的8个军，2个榴弹炮团，苏北军区3个旅，海防部队以及坦克团组成，总兵力超过35万人。

考虑到历史渊源，总前委还将抗战及解放战争初期在苏中、苏南地区作战的20军、23军调入东集团，这两个军都是新四军第一师的骨干，与当地群众关系深厚。

事实证明，这一决策非常正确。当20军、23军进驻扬州、泰州时，当地群众无不激动不已，许多老人感慨地说：“三年前说过一定要打回来，现在真的回来了！”不少大爷大妈感动得流下了热泪，紧握着战士们的手说：“盼你们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啊！”

在沿江群众的热情支持下，华东野战军迅速筹集了8000多只木船，近2万名船工，以及330多万民工协助运输粮草、修筑道路。配合野战军作战的民兵有16个团和7700多名志愿工人。

解放战争中，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情景，充分体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真切地诠释了“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意义。

4月20日夜，谭震林率领的中集团部队率先渡江，迅速攻占铜陵、繁昌等重要据点。东集团则于4月21日晚开始渡江。

谭知耕，1917年出生于河南光山，时任第三野战军第23军第69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曾任海军南海舰队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69师是23军主力师，也是第10兵团渡江作战的尖刀师。在淮海战役中，该师（当时称为华野第四纵队第十二师）就歼敌2万余人，尽管伤亡接近一半，仍战斗力顽强。

谭知耕从鄂豫皖抗战到陕北，再参加新四军和多次战役，都是陶勇麾下的精锐，他的军事生涯充满了血与火的洗礼。

他回忆说，为了渡江首战，69师全体官兵早已枕戈待旦，船只、船工、弹药和炮兵均已准备充分，但最让人意外的是风向成了最大难题。

4月21日中午，谭知耕亲自检查了突击队、二梯队、炮兵阵地、指挥所和通信系统，确认一切井然有序，然而气象观测员却报告当前刮的是东南风。

69师的渡江计划是顺流而下，从西北向东南经过天生港、王坍港、利港登陆，继而向丹阳方向推进。

然而此时正值仲春，长江南北刮起了常见的东南风，北风则极少出现。东南风吹起后，帆船难以前行，只能在原地打转，令百万大军只能眼睁睁看着风向不利。

4月21日下午，23军军长陶勇打电话询问渡江准备情况，谭知耕坦言：“一切准备妥当，就差风向了，现在刮的东南风不利于帆船渡江。”

如果有动力船或现代登陆舰，风向问题根本不成问题，但69师使用的全是木制帆船，渡江完全受制于风向。

69师原定于当晚19:30开始渡江，时间仅剩几个小时。陶勇也无奈，只能安慰部下：“风向会变化的，别急。”

谭知耕心中忐忑，望着多变的天空默默祈祷：老天爷，请帮帮忙吧！

奇迹般地，下午4点左右，气象台的风向标显示东南风逐渐减弱，风力消失，不久后竟刮起这个季节罕见的北风！

69师上下欢呼雀跃，许多老船工感叹：“当年诸葛亮借东风打败曹操，这次毛主席给我们借来了北风，解放军必胜！”

谭知耕激动地说：“这北风是毛主席借给全国人民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愿！”

207团作为69师渡江先锋，晚上19:30整，团长杨绍良一声令下，207团1营、3营的勇士们扬帆起航，借助顺风，仅用20分钟便顺利登陆江对岸王坍港两侧。

因我军行动迅速，敌方炮火刚刚响起，1营已冲进国民党21军293师地堡，敌军仍在饮酒打牌，显见他们根本没做好防御准备。

国民党江防部队对东面的江苏段几乎没有布防，西面的安徽段战事打响时，东面毫无防备，实属大意失荆州。

敌军仓皇开枪反击，但为时已晚。晚上9点，207团完成全员登陆，并向谭知耕发出“顺利登陆”的信号。

随后谭知耕率领余下9000多指战员启航，至23点时，全师1.2万余人顺利渡江，仅伤亡50余人。

唯一激烈战斗发生在二梯队2营5连1排乘坐的71号船，登陆时遭遇敌火猛烈射击，伤亡20余人。但我军冲进碉堡后，敌人整连缴械投降。

与此同时，23军67师也在乌泥港方向成功渡江，敌方54军8师部队未作有效抵抗即告溃散。

这一切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国民党江防部队虽然号称70万，但多数是战斗中被歼后重新组建，战斗力低下，且内部对国民党政府怨恨深重。

其二，国民党指挥官自知大势已去，无心卖命，普遍只想保全实力，难以凝聚士气。

汤恩伯绝无预料到自己精心布置的长江东段防线竟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解放军几乎未受重大损失便成功渡江。

4月22日清晨，渡江部队已达十余万，并快速向内地推进。长江南岸国民党守军指挥系统瘫痪，彼此失去联络，阵脚大乱。

4月24日，69师一部攻占金坛后，发现守军为国民党28军。随即换穿俘获的敌军军装，伪装成溃败部队，巧妙打开溧阳城门，一举切断南京守敌东逃路线。

26日，溃逃的国军部队抵达溧阳即遭69师伏击歼灭。至5月3日，渡江战役第一阶段结束时，69师共歼敌1.1万人，俘获上万人，缴获汽车200多辆。

面对解放军高昂士气，不少敌军整团整师放下武器，三野仅付出微小代价便歼敌近14万人，解放南京、杭州，直逼上海。

当然，即便1949年4月21日未刮北风，解放军也必能渡江解放全中国，但谭知耕将军讲述的“风向突变”故事，为这段历史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