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开国上将杨得志前往湖北荆州视察，提出要见一位名叫侯礼祥的老农。随行的湖北官员一听到这个名字，立刻感到紧张不安，因为这个名字曾与“反革命”和“四类分子”挂钩。为何杨将军要特意见这位名声不好的老人呢？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早在1962年，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收到了一封来自江陵县熊河镇侯垱村的信，信中写道：“我叫侯礼祥，战友们叫我李祥。在长征中，我担任红一军一师十三团团长……现在急需曾经的老上级帮助我证明身份。”当杨得志看到“李祥”这个名字时，他的眼眶瞬间湿润，回忆涌上心头，那些和红军战士们并肩作战的日子再次浮现。

当年，杨得志在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当团长时，侯礼祥是他的营长；他成为师长后，侯礼祥则升任为团长。长征岁月里，侯礼祥始终忠诚地伴随杨得志左右，是杨得志的左膀右臂，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侯礼祥不畏艰难、吃苦耐劳、勇敢奋战，这些品质让杨得志非常欣赏，并且十分依赖他。

尤其是在1935年，红军强渡大渡河时，侯礼祥作为营长亲自带领队伍冲锋，尽管当时他并未列入“大渡河十八勇士”的名单，但他毫不退缩，勇敢面对激流。他身上所展现的坚韧精神，也成了许多战士心中的榜样。杨得志曾深情地说：“如果李祥还在，他至少应该是中将军衔。”

遗憾的是，在1939年初，侯礼祥因伤势未愈主动要求回到后方。于是他辗转来到了湖北江陵，投身地下工作。离开延安，远离战友，侯礼祥只有一个小皮箱，里面装着他的军官证、伤残证等身份证明，都是他作为红军战士的象征。他把这些物件小心地包好，放在床底下。

然而，江陵的第一年，侯礼祥没有工作安排，他便利用侯家祠堂开设了一个小牌铺维持生计。没想到，这些曾经的荣誉和证明被偷走了，十多年的努力一夜之间化为乌有。面对这样的境遇，侯礼祥一度陷入了困境。他曾试图恢复自己的身份，但总是因为无法证明自己的红军背景而屡屡被拒绝。

直到1940年，中共江陵中心县委书记魏西向他提出了一个危险的任务：放弃所有身份，化名为“国民党伪联保主任”，深入敌方与伪监利县党部联系。侯礼祥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并加入了地下组织。由于内部叛徒的背叛，地下组织被瓦解，侯礼祥不得不隐蔽起来，这一切让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虽然他曾多次寻找红军的踪迹，但由于无法提供证明，他始终无法重返部队。无奈之下，他回到了侯垱村，过上了普通农民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运动展开，侯礼祥试图凭借自己曾是红军团长的身份来赢得尊重，但由于长期失联，他反而被周围人嘲笑为“吹牛”。

1959年，湖北江陵开始大规模排查，侯礼祥曾任伪联保主任的身份曝光，立刻引起了当局的关注。即便他曾是红军的团长，投身地下工作时也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外界眼里，他却是一个“敌人”。他开始焦急地寻找机会恢复与组织的联系。

直到1962年，侯礼祥偶然捡到了一份《人民日报》，上面有杨得志和杨勇将军被授予军衔的报道。他顿时心生希望，立刻写下了那封求助信，并将信寄出。幸运的是，这封信终于得到了回应。虽然在地方干部看来，这封信似乎是假冒的，侯礼祥仍没有放弃。

杨得志一看到这封信，立即感到震惊与兴奋，他曾深知侯礼祥的忠诚与勇敢。这一刻，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失联的战友。于是，他调任济南军区后，侯礼祥毫不犹豫地踏上了长达五十公里的艰难旅程，历经艰辛，终于找到了杨得志。

然而，当侯礼祥终于来到济南军区时，由于他衣衫褴褛、面容憔悴，门卫并未立即相信他就是曾经的老部下。经过一番确认，杨得志从信中认出了他的身份。两位曾经生死与共的老战友，久别重逢，紧紧相拥，难掩心中的激动与喜悦。

杨得志看着眼前这位风烛残年的老战友，心中充满了愧疚与悔恼。他安排了一桌丰盛的酒菜，尽可能让侯礼祥感受到曾经的荣耀与温暖。三天后，侯礼祥因挂念家中的孙子，坚持要回湖北。杨得志给了他一百元钱和二十斤粮票，并叮嘱他将信交给武汉军区的司令员曾思玉，以解决后续问题。

1973年，杨得志调任武汉军区。在一次视察荆州时，他突然想起了侯礼祥，便询问起他的情况。荆州的司令员并不清楚侯礼祥的名字，于是急忙派人去寻找。当侯礼祥终于到达时，杨得志热情地握住了他的手，并自豪地向周围的人介绍道：“这位同志是我的老战友，他曾在长征时把受伤的我背下火线！”

这番话让在场的人无比震惊。原本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老农，竟然是曾经的红军团长！杨得志关心地问侯礼祥有什么困难，侯礼祥坦言自己无房可住，生病了也没钱买药。杨得志立即安排相关部门为侯礼祥解决了问题，并帮助他恢复了红军的待遇。

1975年，经杨得志和杨勇将军的证明，侯礼祥终于恢复了红军待遇，并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这位曾经英勇奋战的老红军，经过漫长岁月的磨难，终于迎来了他应得的荣耀与公正。

参考文献

《江陵名人》-江陵县人民政府网

《失踪的红军团长》-江陵县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