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冬天，孙静云来到上海，去见她已经成为国民党高官的丈夫李时雨。由于孙静云没有固定的职业限制，这使得她能够方便地为共产党传递重要情报。孙静云这样做，也是为了协助丈夫更好地完成任务。虽然李时雨在国民党中一路升迁迅速，但他实际上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他曾因升职过快而感到忧虑，担心暴露身份。得知这一情况后，中央领导反而鼓励他大胆向上爬升，利用机会深入敌人内部。于是，李时雨放下顾虑，成为我党在国民党内部的重要“窃听器”。

那么，李时雨为何选择潜伏在国民党？他是如何在国民党内部迅速崛起的？他的一生又有怎样的传奇经历？

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李时雨刚刚带着妻子孙静云抵达天津。他们原本计划从天津前往北平，但侵华日军迅速占领了天津，迫使他们不得不暂时滞留。此前，李时雨一直在东北军服役，但西安事变让他觉得无法继续待在东北军中，于是计划前往北平，寻找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同志。如今去北平的路被堵死，他只好另寻出路。幸运的是，他联系上了老同学于炳然，后者也在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工作。借助于炳然的帮助，李时雨成功联系上组织，并留在天津展开情报工作。那时他无法预料，未来的特工事业会如此辉煌，他只是尽力扎根天津的政法界。

李时雨本身是政法专业的优等生，凭借专业优势，他成功担任了天津高等法院的书记员，这个职位为他的情报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有一次，组织在天津购置了一批电台和马达，需要李时雨设法将它们安全运送出去。起初，两个装有电台设备的箱子寄存在他家里，李时雨设法借来了公家的汽车，顺利通过了日军的检查站。可当这两个箱子安全送到河北转运站后，领导何松亭又送来了第三个同样装着电台机件的箱子。刚借过汽车不久，李时雨已无法再找借口使用，只好另想办法。为了完成任务，他设法获得了通行证。随后，他大胆地将箱子放在三轮车上，冒险在凌晨骑车到了“法国桥”边。但日军不允许三轮车通过，李时雨只得冒险徒手提着箱子，亮出通行证，顺利通过了卡口。幸亏日军看到通行证没有多加盘查，电台设备最终安全送达组织最需要的地方。

到了1939年，李时雨迎来了更大的机会。那时，汪精卫卖国投敌愈发猖獗，开始筹划建立伪政权，并派人四处搜罗参加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国民党元老朱晶华因此来到天津，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李时雨。朱晶华是李时雨的老乡，对这位青年才俊颇为欣赏，打算推荐他成为代表。李时雨心中也颇为激动，但深知行动需得到上级批准，于是假称要与家人商量，暂时拖延了时间。随后，他迅速向组织汇报，北方分局也无权决策，只能请示党中央。此时，我党正密切关注汪伪政权的一举一动，如能有人渗透其中，便是莫大助力。获得批准后，李时雨答应了朱晶华的邀请，但他提出疑问，自己根本不是国民党党员，怎么能参加“六大”？朱晶华毫不在意，立刻表示可以“帮忙解决”，让李时雨对外谎称曾在法国北部留学期间入党，介绍人就是自己。

这番托辞虽然冒险，却因汪精卫集团急于扩大势力，没有时间深查细节而顺利通过。李时雨如愿出席了伪政权“六大”，会议讨论了伪政权的各项建设事宜。李时雨暗中观察并详细记录了所有提案与讨论，及时向党组织汇报。他的卓越表现获得了组织的认可和表扬。年底时，他还在上海见到了汪精卫本人。通过接触，李时雨更加清楚汪精卫的无耻与可恨，但汪精卫却十分欣赏他的伪装技巧。不久，汪精卫甚至提名他为立法委员。在组织鼓励下，李时雨放下顾虑，决定前往南京开拓新天地。此时距离他离开东北不过四五年，凭借才学和机智，他再次为党做出了巨大贡献，犹如当年在东北战斗的岁月。

1932年春，李时雨被派回东北，此时他已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组织派他回东北老家，主要为开展抗日工作。李时雨毕业于北平国立大学法学系，是国家亟需的革命英才。“九一八”事变爆发及家乡同胞惨遭屠戮，更坚定了他的救国决心。到达哈尔滨当天，他便迅速安顿，第二天便联系上了当地党组织。很快，满洲省委军委派遣两位同志给他传达任务：深入农村组建抗日武装，进行思想宣传，培养骨干。李时雨深感使命重大，接到任务第二天便转赴呼兰、绥化等地，实地了解抗日武装的组建情况。多次辗转后，他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兴隆镇，无论漂泊多年，家乡始终是他心中的根。他希望能团结家乡抗日力量。

很快，他找到童年好友王英魁。王英魁曾是著名的绿林好汉，被称为“青山好”，如今隐居山村过着清静生活。多年未见，重逢倍感欣慰。听闻李时雨讲述外界局势，王英魁情绪激动，民族危亡让这位绿林好汉难以安坐。谈话结尾，李时雨郑重表示，组建抗日救国义勇军是为国家民族存亡而战的伟大事业。王英魁听后热血沸腾，立刻表态愿意投身抗日。他当场取出藏匿的两把枪，表示要重振旗鼓，参与武装起义。李时雨为此欣慰，王英魁侠义精神和群众威信，将带动更多人投入抗战。

不仅如此，李时雨还重视广大的劳苦大众。过去经验告诉他，群众潜力无穷。于是，他拜访了不少普通农民，大多数人热情高涨，愿意参军抗日。最具代表性的是刘强三叔，地道庄稼汉，敢于争取权益，为村民排忧解难。听闻日寇东三省暴行和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刘强三叔愤怒得用烟袋猛敲鞋底，坚决说道：“他们不打，咱们打！”他的态度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心声，他们愤慨但缺乏领导，而李时雨的到来，正好成为他们的主心骨。

几天家乡奔波后，李时雨掌握了具体情况，开始组建抗日义勇军，选定几个联络点和规模较大的地方武装。动员工作做得扎实，数月内队伍迅速从几百人壮大到三千余人。那时，日寇以保护铁路为由占领沿线城镇，百姓在侵略者压迫下艰难度日。李时雨带领义勇军驻守此地，自然不会坐视。八月初，他派侦查员探查泥河附近情况。侦查员带回消息：近期有日军列车途经泥河火车站，车上配备一个班的守卫兵。李时雨当即决定，务必让敌人“有来无回”。义勇军军事干部们一致同意夜袭伏击。第二天傍晚，李时雨亲自带队，埋伏草丛中，忍受蚊虫叮咬，静待敌军。待火车驶近，战士们开火，子弹和手榴弹纷飞，火光冲天，日军全部被击毙，缴获物资众多。群众欢欣鼓舞，义勇军的胜利带来了希望。此后，义勇军屡建奇功，李时雨的领导功不可没。

在东北积累的丰富斗争经验，成为他日后潜伏国民党时对抗各种明暗攻击的坚实基础。成功潜伏于国民党，又为他后来渗透军统奠定了基础——军统是国民党重要情报机构，领导人戴笠狡诈凶狠，极少有我党特工能进入。然而，李时雨是一个特例。1945年8月，随着抗战胜利形势明朗，我党决定稳住山东、发展东北。此前，李时雨策划过一场兵变，意图在关键时刻使汪伪政府在上海的军警力量倒向共产党。但为稳住北方局势，组织放弃了上海攻占计划，李时雨的计划也被迫搁置。尽管如此，他策反的势力依然是手中王牌。

如何使用这张王牌，李时雨犹豫不决，必须听从组织安排。就在此时，潜入军统的机会降临。他一直未收到华中局回复，却被熟人余祥琴找到。令李时雨惊讶的是，他原以为余祥琴只是律师，没想到对方还是军统沪区指挥站负责人，相当于上海军统高层。余祥琴直截了当地提出条件：如果李时雨能拉拢警方一半势力归顺他，余祥琴便助他混入军统。李时雨是资深特工，了解军统险恶，加入必须组织批准，遂只给余祥琴模棱两可的答复。向组织详细汇报后，很快收到肯定答复，认为此时进入军统对情报工作极为有利，决定抓住机会。

李时雨与余祥琴第二次见面，施展心理战术。特务们多疑，过分热情反而引起怀疑，李时雨全程表现淡然，反复确认安全。余祥琴保证绝无风险，李时雨表面上“勉强”同意随他行动。不久，他抄录了汪伪政府警界的重要人员名单，交给余祥琴，正式踏进军统大门。彼时，国民党急于接管上海，内部势力纷争激烈。余祥琴召集名单上的人开会，宣布他们是上海接管的先遣队，意在扩大势力。因这些人帮了余祥琴大忙，他铭记李时雨恩情，推荐他给戴笠。一次会议上，仅三五句话，李时雨便成功树立了戴笠嫡系身份，让不知真相的特务肃然起敬。

此后，李时雨成为军统“窃听器”，无论国民党部队调动，还是反动派与美方的暗箱操作，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在隐蔽战线上立下了不朽功勋，尽管身份后来暴露被捕，他始终忠于党组织。1949年春，李时雨携妻孙静云回到北平，他的共产党员身份终于公开。此后数十年，他为国家和人民无私奉献。直到1999年底，耄耋之年的李时雨辞世，结束了这段传奇人生。回望，他的潜伏生涯依然是无法言尽的英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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