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建立后，迫切需要重建因长期战乱而破碎的社会秩序，孝道因此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在政治需求和经济繁荣的双重推动下，孝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鲜明地体现出“将孝转化为忠诚”的时代特色。官员普遍认可“养亲不择禄”的理念，如何调和为官职责与孝亲责任之间的矛盾，成为宋代君臣们亟需面对的难题。统治者秉承“天子为民父母”的理念，积极参与侍养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在具体操作层面，侍养制度紧密融入政治生活，常成为上级官员或统治者拒绝官员申请的理由之一。因官场斗争和党派纷争而受到影响的官员，往往借侍养之名规避争斗、减轻惩罚，甚至部分官员将侍养当作攻击政敌的工具。在战争等极端情况下，官员们则不得不停顿侍养事务。

受孝文化影响的侍养制度，对宋朝社会既有积极意义，也存在负面影响，本文将在结尾部分作简要探讨。

宋代的侍养制度根基深厚。首先，宋代孝文化体现了“将孝转为忠”的思想。宋朝统治者用孝来稳固社会秩序，强调孝道的教化功能，大力推崇崇孝文献，使《孝经》的地位更加显著。士大夫们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参与道德建设，积极阐释《孝经》的精神。“忠”曾是中原文化核心，但因前朝臣弑君事件，忠文化地位受损，宋代遂以孝取而代之，这成为当时孝文化的一大时代特征。

其次，“养亲不择禄”的观念逐渐成为宋代士人共识。为了给长辈提供良好的生活保障，许多读书人选择出仕任职。即便官职调派未必理想，赡养父母的经济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赴任。比如真宗时期，石延年被任命为三班奉职时一度拒绝上任，张知白劝他说“母老岂可择禄”，最终石延年选择履职。他的态度转变正是出于养亲的考虑。

最后，宋代继承并发扬了“天子为民父母”的思想，成为皇帝治理的基本准则。《尚书·洪范》记载：“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强调天子须爱护百姓，这成为其统治合法性的核心。作为最高统治者，天子自视为“民父母”，要求臣民孝顺，强化教化以稳定统治秩序。简言之，强化统治秩序是宋代君臣共同肩负的重要使命。

关于宋代侍养政策的制定，文官与武官的侍养规定各有不同。在此基础上，统治者对侍养制度进行细化，针对京朝官、选人、统兵官、武选官、蕃官、犯官等不同身份制定专属的侍养政策。

宋代文官分为朝官、京官、选人三个等级，其中京朝官是文臣晋升的高级阶层，担负重要职责，离任或调任成为人事变动的关键。统治者尤为重视军职，将军官任命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缘边主兵官侍养需“具奏听旨”，并由皇帝决定是否批准。

对侍养官员的限制主要表现在朝参赴选和官员交往方面。朝参限制规定官员申请侍养后，必须经过一定年限才能再次参加朝会和选拔，确保官员能够安心照料长辈，保障侍养政策落到实处。官员交往同样受限，禁止随意会见宾客，侍养官员尤受严格限制，与缘边主兵官交往者处罚更重，甚至面临“除名勒停”。

为了更好地赡养父母，宋代官员采取多样化的侍养方式，包括迎侍、便官侍养、闲官侍养、解官侍养等多种类型，官员可结合自身情况灵活选择并提出申请。

宋代官员的侍养制度深受当时政治生态影响。首先，官员个人素质影响侍养申请。才华出众的官员常遭挽留，惜才成为驳回申请的重要原因之一。神宗时，刘仲熊虽才干卓著，却因任职远离亲属，其侍养申请被拒，迫使他改由弟弟代为赡养亲属。

其次，统治者形象塑造对侍养申请有影响。皇帝掌握最高人事权，影响官员申请结果，多次拒绝谏官轻易离任，以保证谏官队伍稳定，维护皇帝明君形象和朝政稳定。

第三，政治斗争亦左右侍养申请。官员斗争和党派纷争时常让侍养成为逃避斗争的借口。如王安石变法期间，刘恕虽不支持新法，却敢公开批评，最终为避开政治打击，以“母老”为由申请侍养，后被派任南康库军酒职。

第四，战争时期如何赡养亲属是官员和统治者共同关切。以卞日华为例，咸平三年朝廷选拔谋士，卞日华因母亲年迈，申请解官回乡照顾母亲。母亲去世后，他毅然选择投身报国，忠孝两全。

宋代侍养制度的特点表现为多轨运作和广泛覆盖。制度系统化，针对不同官员等级和职务设置多种申请流程，官员可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申请，保障政策惠及各类官吏。

侍养制度原因复杂且与政治密切相关。除老病为主因，官员斗争、党派冲突、战争均影响侍养申请。部分官员利用侍养满足私利。

方式多样，综合运用。宋代君臣总结前代经验，设计多种侍养类型，官员可自由选择申请，但审批受上级意志左右，不少申请被驳回。官员与统治者间不断调整侍养方式，形成制度特色。

宋代官员侍养制度积极方面在于助力官员安心赡养，消除后顾之忧，同时倡导孝道，维护社会秩序。负面来看，统治者将孝作为奖惩标准，导致孝行评价刻板，是否侍养成为考核重点。朝廷推崇下，社会出现极端孝行，如割肉哺亲、哀毁而亡等，损害孝文化健康，影响后世。

总体而言，宋朝吸取前代经验，创设了独具特色的侍养申请流程，完善已有侍养方式，允许官员根据自身情况申请，基本满足需求。侍养制度本质上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皇权意志深刻影响落实。官员申请动机复杂，侍养亦成可利用之策。

宋代侍养制度通过具体规定和丰富形式极大便利了官员，使长辈得以安享晚年。制度根本服务于统治者稳定社会秩序的目标，官员身教带动社会崇孝风尚，虽促进孝道发展，却也引发愚孝等极端现象。

当今社会面临人口老龄化挑战，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借鉴历史，我们应继承中华传统美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动养老文化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中国古代的敬老养老》《宋代的养老与慈幼》《宋代的家庭与法律》《宋代孝文化研究》《简论宋代民间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