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北平迎来了和平解放。为了确保顺利接管这座城市，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了北平军管会，叶剑英担任主任。1月30日，部分干部提前进入北平，为接管工作做准备。此时，社会部副部长谭政文被任命为北平市公安局局长，任远则成为市公安局二处的副处长。

谭政文见到任远时，便开口问：“你就是任远吗？我记得上次为你们讲课时，你好像不是这个名字吧？” 任远微笑着回答：“是的，我的名字是组织上改的。早在1939年，我就去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始从事敌后情报工作。那时，我们的领导是保卫部部长杜理卿，他把我们十三个人的名字都改了。自那以后，我就一直用改过的名字，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一点。”

谭政文曾在陕甘岭边区保安处任科长，并且在过去曾为任远所在的训练班讲授过审讯课。此次相逢，情谊深厚。任远随即将自己整理的北平概况资料递给谭政文。谭政文看完后满意地点头：“这是我看到的关于北平的第一本重要资料。市公安局接管后，首要任务就是稳定治安，维持市区秩序。你一定要继续努力，做好接管工作。” 任远坚定地答道：“我保证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

接到上级指示，任远被要求提前进入北平。其工作任务是负责接管各战略区的情报组织及其地下网络。1949年1月30日，任远佩戴北平军管会袖章，与其他三十余人一起，秘密乘坐一辆大卡车抵达北平，暂时驻扎在东郊民巷。当晚，由于缺乏足够的床铺，大家只能和衣睡在地板上，迎接这场艰巨的任务。

第二天一早，天刚破晓，任远便开始了接管工作。他带着警卫员前往东城灯市口的一座楼房，找到正在等待的北平军统局少将徐宗尧进行谈话。任远直截了当地开门见山：“我受命前来接收北平情报站的所有工作，要求你们严格遵守相关规定，服从军管会的指示，不得违抗。” 随后，任远宣读了北平市接管工作的相关要求。

徐宗尧是一个三四十岁的中等身材的南方人，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北平话。他表示：“我非常欢迎北平解放，愿意自愿遵守军管会的一切规定。如果有任何违反规定的行为，我愿意承担责任并接受处分。我已经下令停止一切行动，主动交出北平站的全部工作人员名单和电台武器。” 看到徐宗尧态度诚恳，任远对他说：“徐先生，您的决策十分明智，我们欢迎你为和平事业贡献力量，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接管工作，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事实上，徐宗尧在北平和平协定签署之前，已经与华北局城工部有了联系。1948年底，他被任命为保密局冀辽热察边区站站长。随着东北的解放，他带领部队来到了北平，形势危急，迫切向毛人凤请求撤销冀辽热察站，准备回南京述职。毛人凤同意撤站，但不久后便任命徐宗尧为北平站的站长。

面对即将到来的失败和蒋军统治的迅速崩溃，徐宗尧感到无比失望，认为自己将成为替罪羊。于是，他找到老朋友池峰城，愤怒地埋怨毛人凤让他承担这么大的责任。池峰城劝他说：“他们把你当挡箭牌，你也可以把他们当作礼物。”这一句话让徐宗尧如梦初醒，最终决定接受北平站长的职务，并向华北城工部部长刘仁表示投诚，服从安排。他顺利地完成了与前任北平站长的交接，掌握了军统的相关名单和武器。

在接管过程中，徐宗尧不仅主动交出了秘密电台的位置，还交出了66支手枪，并向任远详细报告了沈阳军统站少将李伟龙和承德军统站少将冯友兰的情况。之后，徐宗尧带领军统特工人员向北平市公安局二处报到，并前往清河大队接受进一步的特训。

在清河大队，徐宗尧真诚地决心改造自己，努力学习，并公开做出“沉沦容易自拔难”的反思，成为其他军统人员的榜样。经过刘仁的推荐，徐宗尧获得了新职，成为了将敌人转化为朋友的成功典范。

进入北平后，任远全身心投入到情报组织的工作中，每天几乎没有时间休息，经常只有两三个小时的睡眠。为了确保机关顺利进京，公安局要求迅速破案处理有破坏性质的案件，密切盯住敌特人员的动向。一旦有可疑人员出现，立刻抓捕审问，决不留有遗漏。

有一天，任远得知，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敌人曾秘密派遣郑介民进入北平进行部署。徐宗尧告诉任远：“郑介民在北平站有一个秘密电台，具体地点他一直没有透露。” 虽然找到了八个电台的位置，仍有一个电台下落不明。

1949年3月中旬，任远从情报站获得消息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遣了一支远东情报组潜入北平，并携带电台在东城进行秘密活动。正是郑介民藏匿的那个电台。经过侦查，任远确认情报组的组长是上校熊先立，便指示手下密切监视他。

关于是否要逮捕熊先立，公安局内部意见不一。有些人认为：“目前没有直接证据，不如把他当作诱饵，长线钓大鱼。”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机关即将进城，必须防止敌特分子趁机进行破坏，还是要立刻抓捕。” 任远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立即抓捕，若有任何问题，我负责。” 当晚，他便秘密抓捕了熊先立，谭政文局长也随即赶到，一同进行突击审讯。

面对审讯，熊先立顽固不化，始终不肯交代，并威胁要控告他们非法扣押侨民。此时，任远的心里也没有太多思路，但他知道，只有找到确凿的证据，熊先立才会屈服。

审讯已经持续了几个小时，然而依旧毫无进展。深夜12点，任远向局长谭政文请示是否可以前往熊先立的住处进行搜查。谭政文点头同意。

任远赶到熊先立家后，仔细检查每个角落，但房间里堆满了物品，他翻找了两个小时，仍然一无所获。“这种搜索几乎等于大海捞针！”他心中暗道。时间已经是凌晨三点，再过几个小时天就要亮了，如果没有找到证据，只能放走熊先立。

但任远并不急躁，他心里坚信在这个房间里一定藏有线索。于是，他耐心地环顾四周，突然注意到熊先立床头枕边有一本旧书。他心里一动，拿起书本开始翻看。终于，在书的倒数几页中，他发现了一张纸片。仔细一看，是中情局颁发给熊先立的委任状，且还是中英文对照。

看到这张关键的证据，任远如释重负，迅速带着文件赶回公安局，并对谭政文说：“老师，学生没有让你失望，这本书里藏着真相。”

谭政文笑着表示赞赏：“好样的！”在这份铁证面前，熊先立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交代了所有事情。当清晨的阳光洒进屋内，任远终于完成了这次艰难的审讯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