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庆历新政为何没能拯救北宋？一场失败的自救
宋仁宗庆历年间，北宋看似歌舞升平，实则已陷入重重危机。庞大的官僚体系如同臃肿的躯体，吞噬着巨额财政收入。据统计，当时官员数量比宋初增加数倍，仅俸禄支出就占去国库大半。募兵制下，军队数量虽超百万，却因缺乏训练、指挥混乱，战斗力低下。土地兼并之风盛行，大量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沦为流民，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内忧外患之下，一场旨在挽救危局的改革庆历新政，在朝堂之上拉开帷幕。
1043年，范仲淹临危受命，向宋仁宗呈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系统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十项改革主张，这些直指北宋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沉疴的建议，迅速得到宋仁宗认可。随后，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等志同道合之士协同，正式开启改革。
新政推行后，首先对官僚选拔制度“开刀”。过去官员升迁多靠资历，“恩荫”制度更是让权贵子弟无需考核就能入仕，导致官场人浮于事。新政实施后，建立起严格的官员考核制度，政绩不佳者将被降职或罢黜；同时大幅削减恩荫人数，规定中高级官员恩荫子弟的年龄、官职范围，堵住权贵子弟轻松入仕的通道。
在教育领域，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废除只重诗赋的旧制，改为注重策论与实际才能，还在全国大力兴办州县学校，从教材编写到师资选拔都进行规范，希望培养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新政整顿地方军备，推行保甲法，加强地方治安；减轻百姓过重的徭役负担，重新丈量土地以公平赋税。从内容上看，范仲淹的新政并无问题，的确能有效治理一些恶俗风气的滋长。
然而，这些改革措施严重触及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官僚集团纷纷站出来抵制新政，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在宋仁宗面前诋毁范仲淹等人，给改革派扣上“结党营私”的帽子。随着边境战事暂时平息，宋仁宗对改革的决心开始动摇，面对保守派的攻击，逐渐失去坚持改革的勇气。1045年初，范仲淹、富弼等改革派大臣相继被贬出京，各项改革措施也陆续被废除，这场仅持续一年多的改革以失败告终。
尽管庆历新政匆匆落幕，但它却像一记重锤，敲响了北宋变革的警钟。新政中重视官员考核、改革科举制度等理念，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提供了宝贵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