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胡人群体可以说极为庞大，几乎遍布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从高官卿相到中层文武百官，再到商人、名流，甚至是普通的贩夫走卒，他们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唐朝是一个典型的等级制社会，那么这些胡人究竟处于哪个社会等级呢？

胡人自两汉时期就开始进入中原，以归降的匈奴人为主，他们大多生活在河套和河西地区，并经历过几次的内部迁徙。

胡人大规模进入汉地并与汉族进行文化融合，最初出现在西晋末年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当时，许多胡人随同胡人政权的脚步进入了河北、关东、关中、河东、河套及河西等地，这场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北魏统一北方后，鲜卑贵族和北方汉族的高门世家逐渐占据了社会的上层，他们形成了占主导地位的门阀世家。在此基础上，唐朝不仅继承了北朝的社会结构，还吸纳了包括突厥、契丹、吐谷浑、铁勒、回纥、西域诸国及高句丽等多个民族，尤其是这些民族的后代，在唐朝北部地区形成了所谓的“杂胡”群体。

唐宋之间，历史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唐朝代表了古代社会最后一个以豪门士族为核心的等级制社会，而自宋朝开始，庶族阶级逐渐崛起，政治重心开始转向平民阶层。

所谓“豪门政治”，指的是由世家大族组成的特权阶层，他们凭借门第出身，享有许多与生俱来的特权。这些贵族子弟自幼受尽优厚的教育，可以不经过科举就直接进入官场，升迁迅速，并且能够在家族内部进行联姻，确保家族的权力和资源不断积累。而“庶族政治”则标志着门第的消失，科举成为唯一的入仕途径，所有的子弟“生来平等”，不再享有世袭的特权。

那么，胡人在大唐朝廷中，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呢？

第一类胡人：鲜卑贵族

这一类胡人，以鲜卑贵族为代表，沿袭了北朝时期的门阀荣光，成为唐朝的豪门之一。隋唐时期承接了西魏和北周的传统，而宇文泰创立的“西魏八柱国”也为这些贵族提供了权力的基础。唐朝皇室李氏及隋朝的杨氏，皆属于其中的一员。像元氏、宇文氏，均为鲜卑族出身，甚至有学者推测，杨氏和李氏也有鲜卑血统。诸如独孤氏、豆卢氏、丘穆陵氏、尉迟氏等知名大姓，大多改姓了汉姓，以掩盖其胡人身份，进一步融入汉族的社会主流。例如，元氏原为拓跋氏，豆卢氏改姓窦，甚至有说法称，李世民的生母窦氏，可能源自豆卢氏。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鲜卑胡人逐渐淡出了唐朝的核心政治圈，尽管他们依旧在贵族阶层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地位明显下滑。例如，唐初豆卢家族虽然曾经有过王朝的宠幸，如李渊的女儿万春公主和唐玄宗的女儿卫国公主皆嫁入豆卢家，但与五姓七望的权贵相比，豆卢氏依旧远远逊色。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如于谨家族身上，其后代虽然能凭门荫进入仕途，但却难以获得晋升。

第二类胡人：突厥、西域贵族

唐朝建立后，长期与突厥、契丹、吐谷浑、回纥、吐蕃及高句丽等民族进行军事斗争。随着这些政权的衰弱或被唐朝消灭，许多胡人贵族投降唐朝，成为唐朝的新贵。这些人中，有的与唐朝皇室联姻，成为外戚，如阿史那氏、大贺氏、论氏等，虽然身份较低，但他们的后代也逐渐融入了唐朝贵族阶层。

例如，契丹的阿史那氏家族，后代不仅继承了王族身份，还有一些成员通过与唐朝公主、郡主的婚姻，进一步巩固了其地位。然而，尽管他们通过与皇族的联姻获得了荣宠，但与唐朝的顶级豪族相比，他们的地位仍然较为低下。

第三类胡人：昭武九姓及“杂胡”贵族

这一类胡人数量庞大，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是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昭武九姓原本居住在河西走廊，后因匈奴的侵袭西迁至中亚。随着唐朝的西域开发，这些胡人的后代重新回到中原并融入了唐朝的北方社会。他们多从事经商和军职，社会地位普遍较低。由于唐朝实行府兵制，许多胡人家族最初不能从军，只能依靠商贸谋生。

安禄山便是这样一个例子，早年由于缺乏军籍，他只能做商人。然而，随着唐朝兵制的变革，胡人家族逐渐进入军界，形成了以安禄山、李光弼等人为代表的军人世家。

胡人之间的阶层冲突

虽然胡人群体庞大，但不同类别的胡人之间也存在显著的阶层差距，甚至相互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以安禄山为例，他与高贵的哥舒翰之间曾发生过激烈冲突。一次唐玄宗试图通过宴请和解他们，结果安禄山低声下气地说：“咱们都是胡人，应当团结。”而哥舒翰冷笑道：“我母亲是于阗公主，你怎能和我平起平坐？”哥舒翰显然认为，自己虽然是第二类胡人，但凭借其更高的社会阶层，远不如安禄山这样自边疆小混混出身的胡人。

唐朝的胡人阶层之间，实际上是一个充满张力的社会结构。随着唐朝逐渐发展，庶族阶级崛起，豪族世家逐渐衰退。最终，这种阶层斗争促成了安史之乱的爆发，也揭示了庶族阶层为其利益而斗争，甚至在藩镇逐步崛起后成为挑战中央集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