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安石变法”，历代史家的评价一直充满争议。批评者认为，北宋的灭亡正是由于王安石变法后不久所引发的动荡，50年后，北宋就走向了衰亡；而支持者则指出，变法本身并没有问题，真正导致失败的原因在于守旧势力的强烈抵制，最终造成了变法措施难以落实，未能充分发挥其预期效益。

要讨论王安石变法的成败，首先必须弄清楚一个基本问题：当时的变法是否真有其必要性？

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面临的种种问题可谓严峻，简要总结就是：财政困窘、军力薄弱、政府臃肿。尽管宋朝以经济发达闻名，后人常用“富宋”来描述，但在王安石上任之前，北宋的财政状况却非常糟糕，甚至可以说是国库空虚，经济几近崩溃。

那么，北宋为何如此贫困呢？根据史料，北宋的财政年年入不敷出，具体来说，宋仁宗在位期间的40年里，年均收入达到1亿3千万两白银，但每年支出却高达1亿5千万两白银。换句话说，每年赤字高达2000万两，仁宗朝的财政赤字累计达到了8亿两白银，这让宋朝中央政府的破产几乎成为了时间问题。

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宋朝的开支庞大且无节制。首先，公务员的薪水问题尤为突出。北宋实施了历史上首个高薪养廉的政策，官员即使没有实职，也可以领取薪俸；有实职的官员，除正俸外，还有各类津贴，如服装费、薪炭费、盐费、随从衣粮、马匹和饲料等。甚至，每个官员都能配有仆人，最低级别的官员配一名，宰相甚至可以配100个，费用全由国家承担。北宋宰相的年薪，折算成现代人民币，约为1000万，是明朝宰相的50倍，也是清朝同类官员的5倍。

此外，北宋的官僚机构也十分臃肿，科举制度从真宗时期起不断扩招，形成了与明朝科举“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截然不同的局面，录取标准相对宽松。到仁宗年间，进士的录取率甚至达到三五人中就有一名进士，导致了官员人数的激增。北宋真宗时期的官员人数为9700多人，仁宗时期则增加至17000多人，这还不包括大量的待岗或候补官员。王安石在奏折中提到，神宗初期，北宋的官员数量已经是建国之初的6倍。

至于军力薄弱，这也很容易理解。北宋历来实行“强干弱枝”的军事策略，注重中央禁军的建设。北宋初期，全国兵力大约37万，其中禁军19万；到了仁宗时期，兵力增至125万，其中禁军已达到82万，北宋末年禁军人数更是突破了百万大关。然而，虽然兵员增加，但禁军的质量却大幅下降。因为禁军大多通过募兵招募，平时缺乏训练，甚至连每月的粮草都需要雇佣他人挑担，这些兵员的战斗力可想而知。更糟糕的是，宋朝严格限制戍边将领专兵，导致边境军事力量薄弱，指挥体系混乱，想在战争中取胜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而西夏对宋朝的威胁更是加剧，北宋与西夏的战争屡屡失利，即使调动40万京军防守西夏，派遣范仲淹、韩琦等名将，仍然无法彻底制止西夏的攻势。尤其是岁币问题，北宋与辽国签订的澶渊之盟，本意是为保持和平，但在盟约签订后，辽国不断向宋朝要求增加岁币，甚至还要求归还曾经占领的关南17县。面对这些无理要求，宋朝选择了妥协，每年支付辽国的岁币达50万两，西夏则为10万两。这样一来，国家财政的负担越来越重，变得愈发捉襟见肘。

至于北宋的政府效率，形容其“慢”几乎可以概括一切。政府机构臃肿，官员众多，很多事情需要多人共同办理，结果反而导致推诿扯皮，没人愿意担当。即使在国之命脉——西夏战事中，宋朝在传递公文、批阅战报时拖沓不堪，导致前线将领如范仲淹愤怒不已。对于国家来说，这种“官员多而无能”的现象，显然是急需改革的症结。

北宋财政困窘，除了收入不足，还在于过度的开支。一方面是养官养得不干事，另一方面是养兵养得无法打仗；再加上每年都要通过购买和平来弥补军力上的不足，最后结果是财政入不敷出。神宗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年轻皇帝，在即位之初就渴望有所作为。在欧阳修的推荐下，神宗与王安石相识，王安石的才华和远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070年，神宗正式下诏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实施全国性的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被后人诟病不已，但要判断其成败，仍需仔细分析其中的具体措施。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政治上，王安石通过设立“三司条例司”来集中权力，减少官员之间的互相制约，确保变法的高效执行。经济方面，变法内容包括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养马法等，旨在改善民生、增加国家收入。军事上，王安石推行了保甲法，旨在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从表面上看，王安石的改革措施似乎有很大的良好意图。方田均税法的目的是清丈土地，准确核定税赋，减轻农民负担；农田水利法则通过集资修建水利设施，减轻政府负担；均输法则是政府垄断商品运输，抑制商人囤积居奇；青苗法在灾年借粮给农户，确保他们的基本生计；养马法则通过让百姓负担马匹养殖，降低政府开支；保甲法则通过将农民编制成保甲单位，提高军队的反应速度和战斗力。

然而，这些看似良好的改革，实施起来却往往因地方官员的腐败而变了味。农田水利法中，农民需要自己筹集资金修建水利工程，然而工程预算往往由地方官员决定，百姓根本没有选择权，甚至可能被高估报价，承担额外的费用。方田均税法虽然旨在公平清丈土地，但在官员与地主的勾结下，农民的土地实际上往往被充当“代管”土地，变法未能实现预期的公平。青苗法本意是借贷救急，但官员可以通过提高利息来谋取私利，最终受益的还是那些不负责任的官员。

总的来说，王安石的变法出发点是好的，旨在为百姓减负、增强国家实力，但由于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腐败和不负责任的官员，再加上王安石的偏执，导致变法的效果大打折扣。然而，王安石变法的成效并非全无可取之处，税赋的增加和军事改革的某些成果，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成就，尤其是军事方面，王安石改革的保甲法和养马法大大提升了北宋的战斗力。

虽然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王安石却以其勇气和远见影响了北宋的政治生态，他的改革思想和高瞻远瞩的眼光依然为后人所称道。王安石的改革虽然失败，但其崇高的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