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看，清朝的财政管理似乎和之前的朝代没多大区别。明朝的税制以及《赋役全书》中设定的赋税内容被新政权沿用，并且成为了清朝财政制度的基础。这其中的税制分工，特别是划分了起运税与存留税，并延续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模式，几乎没有做出任何调整。

然而，经历了漫长的战乱和民族融合，满族统治者最为关键的举措就是提升生产力，特别是在农业领域的恢复和发展。这些措施并没有触及财政工具本身的根本性改革，而仅仅是采取传统手段，如扩大税基的同时，减少百姓的税负。政府甚至通过免除新垦土地的税收，激励垦荒，并奖励那些引导百姓迁徙开荒的官员。

清朝对财政支出的管理也非常严格。频繁的税务减免，体现了皇帝的仁慈与善政。康熙帝在其后期，特别是其统治的最后十年，明确将“入丁税”固定在1711年的水平，这一举措导致了地方土地生产力与人口增长之间出现了不小的矛盾，为后来的财政危机埋下伏笔。

虽然表面上看似稳定，但一些潜在的变化正悄然发生，为后来雍正时期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如果明朝的财政制度是建立在分权与非正式管理基础上，那么清朝初期却逐渐走向了强力集中的中央财政体制，力图建立起纳税人与政府之间更为直接的联系。

首先，清朝统治者努力将《赋役全书》中规定的所有赋税收入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从而解决明朝赋税体制中存在的混乱与无序。在此前，地方政府和各部院独立征收并管理各自的税收，而在清朝，所有的税务收入都归户部管理。这一改革有效避免了明朝时期由于赋税层级复杂而导致的腐败和财政失控。

康熙帝进一步简化了《赋役全书》的内容，取消了不再适用于清朝的税种，优化了税收管理的效率。通过这些改革，清朝的财政体系逐步变得更加清晰与高效，同时也避免了地方税收的管理混乱。

最为深远的改革，莫过于“奏销制度”的建立。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清朝强力中央集权下财政监督的严密性。即便在满族进入中原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了年终财务的清查，而这一工作最终发展成为“奏销制度”，是明末清初财政管理改革的重要产物。

考虑到18世纪的技术条件，这一基于现款支付、分类简单、标准化的税制，通过清晰、直接、层级分明的官僚体系进行收取和分配，能更好地监督税务管理。这一制度的最初数据，最早可以追溯到顺治三年（1646），当时皇帝指示户部对京师各衙门的赋税进行详细调查，并特别关注明朝时设定的税额及其实际执行情况。同时，顺治朝还要求户部对各省进行类似的调查，旨在查清百姓负担的额外赋税数量，并厘清地方政府实际征收的税款情况。

这一调查暴露出政府对财政实际状况的无知，直到五年后，魏象枢才向皇帝建议，应该让户部对各省财政进行正规化管理，并每年审查各省的税务报告。至顺治九年（1652），清廷通过了向户部上报税务“奏销册”的制度，进一步建立了严格的财政审核机制。此后，奏销制度不断完善，设立了严格的报告时限、上报类别、账目核查责任，并对弄虚作假、拖延报账的行为予以严厉处罚。

康熙帝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加强，尤其是在康熙十一年（1672），他曾下令要求州县上报的税务总数，必须与公告百姓应缴税款的数字相符。同时，各省的财政数据必须准确无误，这一要求不仅仅是对数据的准确性提出了标准，也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官员的监督。

康熙二十八年（1689）时，督抚负责确保各省的税收和财政没有亏空，且督抚需亲自审查各省的仓库和税款记录。如果发现亏空，督抚必须上报，并且有责任找到责任官员，并举荐表现良好的官员。这种对各省财政的严格检查和责任追究在清朝后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奏销制度并非没有缺陷，随着雍正朝初年财政大规模亏空案件的爆发，清朝的财政中央集权体制受到了挑战。通过贿赂来逃避审查的现象屡见不鲜，且对于迟报奏销册的惩罚力度较轻，许多官员利用这些漏洞进行腐败活动。

尽管如此，奏销制度的实施确实使地方财政管理逐步归中央统一管理，限制了地方官员的腐败空间。与此同时，这一制度也促使了地方财政的重组，尤其在18世纪初期，各省财政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清朝的财政制度，尤其是奏销制度，体现了政府希望通过精细化管理来防止官员腐败和浪费。然而，这一制度的实施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尤其是在地方财政管理的透明度和对民众的税务负担方面，清朝政府在逐步改进的同时，也遇到了诸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