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历史观察所A

编｜历史观察所A

迦太基与希腊化君主制的交织

迦太基这座古城，虽然其根源源自腓尼基人，非希腊族群，但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不可避免地被归入了西方希腊化世界的范畴。尽管迦太基一直保持着浓厚的东方传统，但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在公元前四世纪后期，因其与西西里岛的持续军事冲突，迦太基在文化上逐渐显现出对希腊影响的接纳。尤其是在为加强布匿教区而展开的军事行动中，诸多方面体现了这一点。

元老院曾颁布法令，严禁公民学习或使用希腊语，这说明当时社会对希腊文化存在警惕。然而，即使如此，历史资料表明，狄俄尼索斯一世时期，乃至后来汉尼拔时代，都有贵族成员聘请希腊教师教授希腊语，这透露出部分贵族阶层对希腊文化的浓厚兴趣。

与典型的希腊化君主制国家不同，后者虽理论上融合了希腊和“野蛮”传统，但希腊精英却牢牢掌控行政大权；迦太基则展现出另一番景象：贵族们以较为自主的姿态引入外来文化，特别是那些他们认为有益的希腊元素。换言之，腓尼基传统并未被完全取代，而是与新引进的希腊化习俗和谐共存。

一个典型例证是迦太基对宗教遗物的保持和改造。即便在马其顿征服推罗之后，梅尔卡特神庙的贡品依旧不断，而神庙中将梅尔卡特神与希腊的赫拉克勒斯神合二为一的现象，生动反映了两种文化的融合。

不仅如此，迦太基与西西里岛、埃及等地的频繁交流，也成为引进希腊和本地异教仪式的重要渠道。尤其是西西里岛的剧烈冲突，促进了诸如科瑞女神（Koré）等地方邪教进入迦太基的货币图像学。与埃及的联系则沿袭了迦太基与尼罗河文明的紧密商业往来，这一传统体现在护身符和圣甲虫的使用上。公元前三世纪，随着昔兰尼（希腊化王国）被吞并，托勒密王朝的崛起为迦太基带来直接的边境接触，促进了文化的强烈交流与建筑风格的变化。

大象的军事象征及其引入

在深入探讨公元前三、四世纪大象在地中海象征意义的诸多理论之后，讨论焦点终于转向了大象作为军事武器如何被迦太基采纳。

迦太基军队将这一希腊化战术元素纳入其阵容的背景，直接关联到与西西里岛及伊庇鲁斯皮洛士王的战争对抗。由于史料对此保持沉默，第一次明确记载布匿战争期间迦太基使用大象的时间可能是在公元前270年代。

通过与北非军阀的商业与外交联系，迦太基开始收集并利用战象。尽管缺乏使用传统，且技术培训可能需借助埃及专家，导致其大象军队效能有限，但这一军事变革的确为其军事实力增添了新维度。

在这转型过程中，一位名叫雅提普斯的斯巴达人崭露头角。他作为迦太基雇佣兵领导者，凭借丰富经验和对大象战术的理解，重塑了迦太基对罗马的战争策略，使其军队更接近希腊化军团风格。雅提普斯将骑兵与大象置于战术核心，推动了军事体系的现代化。

哈斯德鲁巴尔及巴巴里德家族的希腊化形象

当话题转向伊比利亚半岛时，哈米尔卡尔和哈斯德鲁巴尔这两位布匿总督/将领的形象尤为关键，尤其是后者，他的统治时期和军事改革体现了希腊化的深刻影响。哈斯德鲁巴尔尝试用希腊化的象征和军事风格取代传统的腓尼基权威，被视为君主制倾向者。

波利比乌斯等古代史学家批评哈斯德鲁巴尔欲废除共和，建立专制，但现代学界对这一评判持怀疑态度，认为当时记载带有政治倾向，未必完全公正。

哈斯德鲁巴尔在硬币和雕像上的形象体现了希腊化君主制的典型特征：无须的面孔、典型的希腊发型、头戴泰尼亚的装饰，以及背面标志性的三排桨船和盾牌图案，这些元素均有纪念海战胜利和军事统治的象征意义。此外，硬币上的非洲象图案，显示了迦太基人对军队象征性力量的重视。

哈斯德鲁巴尔在图像学上采用“王朝”风格，强化了与哈米尔卡尔及汉尼拔的家族联系，巩固了其军事领导地位，同时也传递出对士兵和雇佣军的权威象征，尤其通过大象的运用，彰显军力与纪律的重要。

迦太基希腊化的微妙平衡

虽然迦太基展现了明显的希腊化特征，但其腓尼基根基始终未被取代，而是以一种复杂且微妙的方式与希腊文化交融。这种融合主要体现在精英阶层的语言学习、军事改革和建筑风格上，而非彻底的文化同化。

哈斯德鲁巴尔所创立的Qart Hadasht（迦太基新城）虽无典型希腊城市的剧场或体育场，但其防御工事展示了希腊化军事建筑的组织形式，体现了文化交汇的独特风貌。

总的来看，迦太基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不仅连接了腓尼基与希腊，更成为希腊文化向非希腊世界传播的重要催化剂。其希腊化表现形式和接受程度，远比传统史料所描述的要丰富和多元。

笔者认为，伊斯帕诺-迦太基硬币上大象的肖像，揭示了迦太基对希腊化范式的重新诠释。他们并未简单模仿东方希腊国王的王权象征，而是将这些元素调整适配自身的历史与现实。我们应当摒弃将布匿世界视为边缘异类的刻板印象，认识到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外，还有一个复杂而多彩的迦太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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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亚历山大·德罗普洛斯，J.《古代非洲硬币：公元前400年-公元40年》米莱尔大学出版社，2002。

- 阿隆索·特龙科索，V.《迪亚多奇和王权的动物学：大象》，收录于《亚历山大之后：迪亚多奇时代（公元前323-281年）》，牛轭书店，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