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中的一幕堪称经典：户部主事海瑞上奏《治安疏》，嘉靖帝随即下令由内阁与三法司审理海瑞。在审理过程中，海瑞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海瑞不过是一个举人出身，本意无心功名，但既食君禄便有臣职。”

这段话表面上听起来好像在自谦，仿佛“举人”的身份低得可怜，但事实上，这种理解可能是片面的。如果放到清代，举人的身份的确远远无法进入京城任职，甚至就算是外放做知县也需要家族有深厚的背景和积德。但在明代，举人的地位并不低，尤其是在明初。

明朝建立初期，进士极为稀缺。在洪武四年，朝廷规定每科进士只有三名，第一名被授予员外郎，第二和第三名则授予主事。而二甲的进士可授予主事职务，三甲则通常授予知县。洪武十八年时，制度逐渐完善，科举考取的进士将根据排名被授予不同的职务。例如，翰林院的修撰和编修主要由一甲进士担任，而二甲和三甲则主要担任六部和都察院的主事职务。

进入明中期以后，进士的授官标准趋于稳定，依然延续了“鼎甲三人除翰林官，二甲主事”的传统。可以看出，明代的进士选拔官员基本上不会出现候补期，吏部会在殿试后立刻组织任命。即使是三甲进士，最低也会被任命为知县，虽然并不是每个三甲进士都会担任地方官职，大部分会留在京城或南京担任职务。明代的官场有一种特殊的“内重外轻”思维，进士们更愿意留在京城担任七品官职，而宁愿放弃四品知府的地方官职，这种现象在当时极为普遍。

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在京城担任职务的大多是进士出身，而在地方任职的多为举人或贡生。举人的地位比进士低，按照《明史》中的记载：“举人不第而选者，或授小京官，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这种情况基本上是明中期以后的状况。然而，明初时，举人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许多人刚刚通过乡试就能在高层担任职务。

例如，在洪武三年，明朝刚刚建国时，所有的举人没有参加会试，而是直接被选派到京城，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明朝建立之初，国家急需大量官员，许多举人被任命为知府、知州等重要职务。

随着明中期以后，尤其是正统时期，举人的授职条件逐渐变化。随着国家治理逐步稳定，官员人数有所增加，外省的官员虽然大多数还是举人，但他们初次被任命的起点有所下降。明神宗在《实录》中提到：“今天下最亲民者无如州县正官，其次无如州县佐贰。在正官十人之中，甲科居二，乡科、岁贡居八。”这意味着到了万历时期，全国知州、知县中进士出身的只有20%，其余的几乎全是举人或贡生。

尽管明代非常重视举人，但要入仕并非没有门槛。举人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成绩分为三等：上卷、中卷、下卷。上卷者可以担任同知或知州，中卷者可担任知县，下卷者则担任通判。与清代相比，明代的举人出仕途径较为宽松，且举人只需向吏部提出入仕申请，经过考试即可正式授职。

统计数据显示，明代共有89次科举，录取进士达24,878人；而清代则举办了114次科举，录取进士26,849人。尽管两朝的进士数量相当，但造成明代进士与举人入仕难度较低的原因，有两个关键因素：首先，明代的文官数量远高于清代。据统计，明代的文官人数在少时为二万多人，最多时为五六万人，平均数不低于三万人；而清代的文官人数仅为明代的一半，约为一万五千人。进士与举人的数量虽然相当，但由于官员总数远不足，导致选官竞争相对较少。

其次，清代的官缺中有近一半是为旗人专设的。旗人享有特殊的权利，占据了大量的资源，而汉人的进士和举人则要为少数官职争斗。结果，清代的举人入仕总数不到十分之一，竞争异常激烈。

海瑞自称“不过是举人出身”，这句话其实也有其特定语境。作为一名户部主事，他面对的是内阁、六部等高官，因此他在他们面前的“举人”身份显得格外低微。但在当时京城中下级的官员中，举人并不低人一等，海瑞作为举人出身，担任户部主事完全不成问题。所以，这段话的背后，实际上透露出海瑞对于自身身份的某种谦卑，而非完全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