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德尼·斯塔克在《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一书中，通过人口增长模型对公元一世纪至四世纪中期基督徒的增长趋势进行了模拟与计算。具体而言，他假设公元40年基督徒的数量为1000人，并设定每十年增长40%。根据这一假设，到公元300年，基督徒的总人口将达到6299832人。虽然这种简化的人口模型无法精确反映真实历史中的信仰传播和人口增长过程，特别是忽略了诸如宗教迫害或瘟疫等突发事件的影响，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模型不仅符合现代宗教传播理论的增长数据，而且其中的一些大致节点也与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基督教人口数量基本吻合。例如，在公元二十几年的中期，模型估算的基督徒人数大约为40000人，这一数据与威尔肯斯的研究结果相符。因此，可以推断，在尼西亚会议召开之前，基督徒的数量至少已突破千万大关，到了公元350年，基督徒的数量可能已超过三千万。

当然，随着信徒数量的不断增加，增长率难免会出现下滑。正如“归信曲线”所示，信徒增长在初期可能势如破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增长势头会逐渐减弱。然而，在君士坦丁青年时期，基督教恰逢迅速扩张的黄金时期，尽管遭遇戴克里先和加勒里乌斯的宗教压迫，基督教的崛起依然表现出一股强劲的趋势。君士坦丁最终的信仰选择，以及尼西亚会议上对帝国意识形态的确定，显然与基督徒数量的飞速增长及其与罗马社会的日益融合密切相关。

此外，阿道夫·哈纳克在其著作《基督教会在前三个世纪的使命与扩张》中，详细呈现了公元325年之前，早期基督教会在各个地区的扩展情况及信徒数量的增长。特别是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基督教会迅速扩展到整个罗马帝国的范围。约公元190年时，德尔图良曾惊叹道：“现在，几乎每个城镇都有基督徒。”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各行省，基督教的教会几乎遍地开花，且各地教会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尽管奥利金承认在某些地区基督徒的数量仍然较少，但他也指出，这些地区的信徒数量在不断稳定增长，且他预言基督教最终将取代其他宗教，成为无可匹敌的主导力量。从二世纪末至三世纪初，基督徒的数量明显上升，且在各地建立了家庭教堂和城镇教堂。

虽然有一些地方的文献无法确凿证明，在尼西亚会议之前就存在相当数量的基督教社群，但尼西亚会议的参与者名单本身便提供了有力证据。参会的各省包括：埃及、底比斯、利比亚、塔波利斯、巴勒斯坦、阿拉伯、亚该亚、色雷斯、赫勒斯滂、亚细亚、卡里亚、利西亚、吕底亚、佛里吉亚、潘菲利亚、加拉提亚、皮西迪亚、本都、卡帕多西亚和亚美尼亚等地。哈纳克进一步对腓尼基、安提阿、埃及、小亚细亚、潘诺尼亚、罗马和高卢等地区的基督徒数量进行了详细估算，并指出这些地方的信徒数量和增长趋势表明，到了公元325年，基督教已经准备好接管整个帝国的公共宗教领域。

另一方面，东汉初期的儒家思想面临的内部分裂与冲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谶纬神学与经学的思想矛盾，二是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间的争议。特别是第二章提到的谶纬思想与儒家意识形态的结合，以及这种结合与传统儒家经学思想的冲突，成了这一时期儒学发展的主要障碍。

正如前文所述，谶纬思想自西汉末年便开始盛行，它是当时人们试图将阴阳学说与儒家思想结合，以解释世界和历史的工具。到了东汉初年，光武帝宣布谶纬思想为官方信条，但这一思想与儒家经学体系始终存在着显著的冲突与矛盾。光武帝越是支持谶纬思想，儒家经学派对其的反对也就愈加激烈。

然而，谶纬思想之所以能够进入儒家意识形态的框架，并成为当时用以解释世界和儒学经典的工具，背后也有一定的儒家内部支持者。东汉初期的班彪、贾逵、王梁等儒者，曾尝试通过引入谶纬思想来巩固儒家思想在东汉政权中的地位，以求通过天命和神化的儒家经典来获得各阶层的支持，并迅速安定动荡的社会。班彪在《王命论》中强调刘氏政权继承了唐尧的“火德”，并通过举例高祖斩白蛇、赤帝之符等祥瑞现象，试图证明汉朝的天命和统治正当性。

但与少数支持谶纬思想的儒士相比，更多儒者对谶纬思想持批判态度。例如，儒家大儒郑兴明确表示“不为谶”，并因在光武帝征求图谶意见时提出反对意见而遭到斥责。即使得到了皇权的支持，许多反对谶纬学说的儒学大儒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此外，儒家思想经过西汉后期和两汉之际的传承和发展，已经成为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思想体系，东汉建立时，政府力推正统经学，力图维护儒家经典的权威。

在东汉时期，儒家思想经历了严峻的内部争议。光武帝修建太学，正式推崇经学，明确规定“依经守义”的儒士以规范社会行为和维护政治稳定。随着社会的变动，这一文化冲突在桓谭被贬、光武封禅后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儒家思想体系的巩固和完善，需要进一步调和经学与谶纬思想之间的关系与冲突，才能为东汉政权的稳定与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思想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