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明孝宗朱佑樘被后世誉为一位“好人”和“好皇帝”，这样的评价在大明的皇帝当中算是相当难得的。但这位被史书称作“弘治中兴”缔造者的皇帝，真的做得那么完美吗？他所带领的大明真如历史所言，进入了中兴的黄金时代吗？又或者，他的儿子朱厚照真如人们所说那般“荒唐不堪”吗？今天，本文将详细解读这一问题。

皇帝，毕竟是人，是人就会有七情六欲，也难免犯错。犯错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明知错误却不改正。而大明后期的几位皇帝，嘉靖和天启便是典型的例子，明知自己有错，却始终没有改过自新。不过，原本在史书中有着无数美誉的明孝宗朱佑樘，似乎也在这一点上犯了错。

首先要提到的便是“京营占役”问题。京营是朱棣为了保卫京畿而设立的部队，其精锐程度曾是大明的骄傲。虽然在“土木堡之变”后，京营的战力大幅削弱，但在于谦的整顿下，京营的战斗力又得以恢复。然而到了成化年间，京营却被频繁拉去做苦役，特别是在朱佑樘即位后，他意识到京营占役弊端严重，便立刻下旨废除这一政策。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朱佑樘不仅恢复了这一制度，甚至比他父亲做得更加极端，京营不仅被用来参与皇家和公共工程建设，连一些与皇室无关的项目也都让京营承担了劳动。

弘治六年，朱佑樘更是调动三大营的官军来修建其岳父张峦的坟墓、仙游公主的陵墓等工程，甚至修理了玄武门、金水河等地的设施。到弘治十年，工程还没有停歇，京营士兵被派去为丈母娘修房、为神乐观建造、为重庆大长公主修坟。不断膨胀的工程项目让京营的士兵疲惫不堪，直接导致了逃役的现象。

实际上，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远比想象的严重。弘治十三年，监察御史刘芳就曾上奏，指出“京师根本之地而军士逃亡者过半”，也就是说，近一半的京营士兵已经开始逃避服役。曾经的精锐部队，沦为了一支毫无战斗力的“工程队”。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朱厚照即位后，直到他开始整顿京营，才让这一局面有所好转。

朱佑樘在处理外部威胁时的表现也同样令人失望。大明的皇帝们大多有着较为强硬的外交政策，不论是朱元璋还是朱棣，都是屡次强硬出击。然而，在朱佑樘统治时期，边疆防务明显松懈，尤其是九边防线更是屡遭侵扰。弘治十四年，朱佑樘命令出征河套，组织了十万大军，却仅仅斩杀了12个敌人，而这一点也被史书上的大臣们讥笑为“耻辱”。此外，辽东的边军几乎丧失了任何攻击性，常常只能看着敌人侵入而束手无策。

更令人大失所望的是，朱佑樘对外戚和宗亲的过度纵容。在他心中，皇室亲戚与外戚得到了极为优厚的待遇。两个小舅子被封为侯爵，他的岳父张峦则被授予国公的高位。更夸张的是，丈母娘的房子甚至动用了京营士兵，而这两个小舅子则四处兼并土地，疯狂涨租。即便如此，朱佑樘始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他们的肆意妄为。对于宗亲们的要求，他几乎是“来者不拒”，只要有请求，便给予满足。这种溺爱外戚的做法，直接导致了大明中期土地兼并严重化。

尽管朱佑樘在个人生活上比较节俭，不张扬，但他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嗜好，那就是斋醮。这一嗜好令他将大量财政资金用于宗教活动，从弘治八年开始，他便迷上了斋醮，开始大量动用国库和内库的资金来支撑这一爱好。甚至在弘治十六年，户部曾上奏报告，称“妆造武当山等处神像，费用不止千数”。这种宗教开支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也使得大明的国库空虚，甚至在朱佑樘去世时，留给国家的仅剩下不到一百万两白银，远远不够处理丧葬事宜。

朱厚照的即位标志着这一切的转折。尽管他曾看着父亲朱佑樘的做法而感到不满，但作为儿子，他也无法直接改变父亲的决定。直到父亲去世后，朱厚照才开始处理这些“后遗症”。他立即下令暂停京营占役，开始着手整顿京营，恢复了部队的训练和战斗力。同时，他也积极加强了边防，重视九边的防务，将大明的边防情况逐步恢复到正轨。

在处理宗亲和勋贵方面，朱厚照与父亲完全不同。他严厉限制了宗亲和勋贵的土地与资源分配，多次拒绝他们的索取，并开始清理军屯和私藏的土地。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朱厚照成功地减轻了国家的财政压力，也减少了土地兼并的现象，为大明恢复了生机。

总结来说，朱佑樘虽然在个人操守和节俭方面展现了可贵的品质，但在治国理政上却缺乏远见和应有的担当。他过于纵容外戚，忽视了国家的长期发展。而朱厚照虽然个人生活颓废，但在解决父亲遗留下的问题时，表现出了强烈的行动力和决心，甚至比父亲更有治国的眼光。可以说，朱厚照在许多方面超越了父亲，成为了真正的“大明复兴”的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