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六部继承了明代的体制，很多人对其职能和职务设置有固定的认知，尤其是关于每部的堂官配置。传统印象中，各部的尚书通常由满汉各一人担任，左右侍郎也是一样，左侍郎和右侍郎各一，整个六部的官员就包括了12名尚书和24名侍郎。然而，这种看法并不完全准确，实际上，侍郎的设置复杂多变，人数也远远超过24人。

尤其是在侍郎的具体设置上，户部和兵部的安排就更加复杂。除了常规的左、右侍郎，户部还设有额外的专职侍郎，负责一些特定领域的工作。这些专门的侍郎处理的是一些重要的、涉及国家运转的事务。

户部，作为主管国家财政的大部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清代的制度框架下，吏部虽然名列六部之首，但其实际权力和影响力常常受到皇帝的制约，尤其是在皇帝心中，户部的地位往往要超过吏部。从雍正开始，户部的三大仓库（银库、缎匹库、颜料库）被从常规职权中分离出来，由最受皇帝信任的王公大臣负责管理，这一职务被正式称为“管理户部三库大臣”。

历史上，第一个担任“管理户部三库大臣”的人是怡亲王允祥。他在所有正式的公文或奏折中，都会把“管理户部三库”这一职务写在“怡亲王”之前，足见这一职务的分量。实际上，能担任这一职务的高官往往比亲王更受重视。此举也进一步削弱了户部尚书的权力，而与三库相关的官员如郎中、员外郎、司库等，几乎全部由满人担任。这表明，清代皇帝对财政管理的高度重视，且极少将这一重要职能交给汉人。

除了左右侍郎，户部还设有一个特殊职务——总督仓场侍郎。这个职务的设置不分左右，只有一位，品级为正二品，负责管理漕粮的积储及北河运粮的相关事务。仓场侍郎在通州设有独立的衙门，且与户部的办公地点相隔较远。仓场衙门下属有多个具体的管理机构，如坐粮厅、大通桥监督，以及京通十三仓监督等，具体事务由郎中和员外郎等负责。虽然仓场侍郎的品级与左右侍郎相同，但其职务地位通常较低，升迁的机会也较为有限，通常需要从左右侍郎的位置逐步晋升，直接晋升为尚书的情况并不多见。

督捕侍郎是一个较为冷门的职务，许多人对此不甚了解。实际上，这一职务在康熙以后逐渐被废除，原本负责的事务也并入刑部处理。督捕侍郎最早设立于顺治十一年，当时京城频繁发生旗人逃亡事件，诸王和九卿建议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此事。顺治帝于是决定在兵部额外设立一名满汉左右侍郎，专门处理旗人逃亡事务。经过康熙平定三藩后，社会安定，旗人逃亡的情况显著减少，督捕侍郎职务逐渐变得不再必要。至康熙三十八年，督捕侍郎被裁撤，相关职能转交给刑部。由于这一职务的存在时间较短，史料中对此的记载相对较少，虽然它确实存在过，但我们也不需要过于追溯其细节。

至于盛京的五部，它们分别是户、礼、兵、刑、工五部。盛京，作为满人的故土，在顺治帝入关后，盛京的军政事务由内务大臣负责。顺治帝为了提升盛京的地位，顺应大臣的建议，于顺治十五年设立了六部制度，尽管他并不完全赞同这一方案，只同意设立礼部，主要是因为关外三陵祭祀需要礼部的统筹。随后，户部和工部也相继成立，而刑部则是在康熙元年设立的，至康熙三十年，兵部也设立了。这样，盛京五部得以确立并成为正式制度。

盛京为何没有设立吏部呢？这与盛京的地理位置以及所管理的特殊事务有关系。盛京的职能主要集中在处理旗人事务，且因其与朝廷的联系较为紧密，吏部的职能在此地显得不那么必要。盛京五部所掌握的事务仅限于盛京及其周边区域。例如，盛京户部负责地方财政，征收粮庄、盐庄、棉花庄的税收，以及旗地的地租等；刑部则审理涉及盛京旗人和周边蒙古案件，每年会同其他部门的侍郎及奉天府的官员进行审判。

盛京五部的侍郎品级为正二品，每个部门各设一名侍郎，职务不分左右，也不分满汉。尽管如此，由于东北的严寒气候，大多数汉人不愿意被派往盛京工作，因此，盛京的侍郎大多数由满人担任。此外，由于盛京较为偏远，许多在朝廷中失宠或政途不畅的高级官员，也会被调派到盛京，类似于明代南京六部的“养老”政策。因此，盛京五部的地位显然不如京师六部，这也使得盛京五部的官员在升迁上受到了限制。盛京的侍郎虽然地位较高，但他们通常不会直接晋升为京师六部的尚书，必须在侍郎职位上待足年限，才能进一步升迁。

此外，清代的理藩院同样设有左右侍郎各一人，然而由于理藩院在六部中的排名较低，侍郎的职务重要性也相对较弱，甚至不如大理寺卿或通政司使。因此，时人常戏称仓场侍郎、盛京五部侍郎、理藩院侍郎为“同侍郎”，这一称呼也反映了这些职务的相对低位，表明它们与京师六部的正统侍郎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