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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事正酣之际，冯玉祥突然反水，一举击败了直系军队，造成直系惨败。随后，冯玉祥掌控了北京城，随即做了一件大事——他暗中指使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正式废除了溥仪的帝号，并将他驱逐出紫禁城。

这件事后来引发了不少争议。比如著名的民国学者胡适就对此愤愤不平，他自称“要说句公道话”，严厉斥责冯玉祥的行为是背信弃义、违背诺言。但也有人提出异议，指出当年签订《清室优待条件》时，就明确提出溥仪应当离开宫廷，长时间留驻紫禁城本就是违约行为。那么，到底谁对谁错呢？

其实，这其中各有道理。

溥仪没有及时出宫，确实成了一笔复杂的“烂账”。原因在于《清室优待条件》本身对于溥仪何时出宫并无明确规定。该条件的甲部第三款写道：“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其中的“暂居”没有限定具体时间，期限极其模糊。

更有趣的是，当年袁世凯通过巧妙手段，取得了溥仪孤寡的母亲隆裕太后的同意，才得以逼迫溥仪退位。晚清时期的共识是“共和”，但对共和的理解多样，有人甚至主张君主共和。隆裕太后签署辞位诏书时，仍希望保留一个虚君的象征，袁世凯也顺势利用了这种模糊的期待。

辞位诏书中提到的“政体”，更多强调立宪体制，而非完全的共和体制，这与后来的“共和立宪国体”有明显差异。辞职诏书之后，隆裕太后仍旧处理朝政，只是国事已经归袁世凯管理。奏事太监曾向太后禀报：“国事已归袁世凯，太后请只问家事。”

所以袁世凯当政期间，从未催促过溥仪搬离紫禁城——大家都是“哥们儿”，谁愿意搬家呢？

根据《清室优待条件》，清室原本应于1913年4月迁往颐和园履行约定，但由于隆裕太后去世，以及民国政府批准，迁宫一事被推迟了。

袁世凯的做法极为高明，甚至在他鼓吹恢复帝制时，许多满清遗老还支持他。因为这些旧臣觉得袁世凯不让溥仪搬家，不废除帝号，似乎在帮“宣统皇帝看守江山”，等溥仪长大了再“还位”。袁世凯这忽悠手段堪称天顶星级别，但最终这也成了天大的烂账。清廷有理直气壮的理由说，不是我不搬，是我想搬你们不同意啊！

按照民国元年的优待条件，清室应当迁至颐和园，但由于民国政府没有下令迁出，迁宫被一再拖延。

如果当时北京由段祺瑞或张作霖控制，这事可能还能被搪塞过去，但当时的北京由冯玉祥掌控。

这里补充一点当时的政治背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背景，是张作霖、孙中山、段祺瑞三方组成了三角同盟，而皖系仅剩浙江督军卢永祥一枝独秀。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段祺瑞的儿子段宏业以及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经常在上海聚会，被称作民国“四公子”——其中卢小嘉就是后来绑架黄金荣的主角。

后来直系军队与卢永祥发生激烈冲突，爆发了江浙战争，这直接引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表面上看是直系与奉系之间的争斗，实则是奉系、国民党人与皖系合力围剿直系的结果。如果对此感兴趣，可以参考极简版的军阀混战史。

因此，冯玉祥与北方国民党关系密切，而国民党普遍主张对溥仪采取强硬态度。大家一致认为，应废除帝号、驱逐溥仪已成共识。

有人公开提出两项主张：第一，废除总统制；第二，清皇室触犯民国，应被驱逐和惩办。

一个共和国竟然还有皇帝存在，这种“国中之国”的特殊现象，长期被视为辛亥革命未彻底成功的象征——革命了，竟然还有一个小朝廷盘踞在紫禁城，这无疑是对革命的讽刺。

因此，北京政变后废除帝号、驱逐溥仪的举措，被广泛视为“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业”。

这不仅斩断了复辟派的借口，也赢得了全国四千万国民的认可与欢庆，他们普遍赞赏冯玉祥在首都的革命行为。

对冯玉祥个人而言，驱逐溥仪还有着特殊的情感因素。回溯武昌起义时期，他作为新军的军官，曾与同志们共同起义，誓言推翻满清政府，消灭卖国的军阀。十余年间，他一直铭记这一誓言，不敢一日忘怀牺牲的同志。

因此，无论从公义还是私人情感出发，冯玉祥驱逐溥仪、废除帝号的动机都非常充足。

当时舆论普遍支持这一行动，认为冯玉祥不仅仅是军阀之间的争斗，而是在完成辛亥革命的历史使命。

“国民军起义，长城光复，首都已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功，非军阀内斗可同日而语。”

这给冯玉祥带来了面子和声誉，也为他的形象洗白。像这样的机会在民国时期极其难得，他自然不会放过。

此外，冯玉祥驱逐溥仪，也反映了新兴军阀对旧军阀政治规则的冲击。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出身清军，与满清权贵关系密切，即便共和后依然对清室保持某种敬意。但直奉战争后，吴佩孚、冯玉祥等新军阀崛起，他们大多来自北洋新军，经历过辛亥革命，对清廷认同感极低。

满清王公们对此深有体会：在北京政变前，无论哪派军阀掌权，都必然客气地与满清王公们打交道。就如作者父亲载涛，清朝时曾任军谘大臣和训练禁卫军大臣，民国时仍是巩威将军，跟许多军政大员关系密切，政权更迭时互送往来，气氛和谐。皇帝和王公们都能安然居住在官邸之内，毫无顾忌。

但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的士兵对这些旧贵族毫不客气，令他们感到毛骨悚然。溥仪出宫后也极度恐惧，甚至夜不能寐，害怕被活活烧死。

而段祺瑞对此极为愤怒，听闻冯玉祥驱逐溥仪的消息后，怒拍桌子：“优待条件我亲手订立，各国使馆都有案，怎能一人撕破？如今若我入京，怎会闹成这般！”进京后，更与清室善后委员会爆发激烈争执。

无论如何，在共和体制下，容忍一个皇帝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溥仪被驱逐出宫后，民间强烈反对恢复优待条件，国民党甚至公开在段祺瑞面前放言：“法国革命杀路易十六，英国革命杀查尔斯一世，俄国革命杀尼古拉二世，中国革命也可以杀溥仪。”

对溥仪而言，1924年被驱逐出宫或许是件幸事。当时段祺瑞、张作霖尚存对清朝的某种“香火情”，对溥仪尚有照顾。而四年后，随着北伐的推进，新的权力者变得冷酷无情，甚至为军费逼死了前总统黎元洪。若溥仪仍旧滞留紫禁城，结局恐怕会更加悲惨。

以上，便是这段历史的一个简要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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