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中，君主专制制度赋予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使其成为国家的唯一统治者，处于极度的尊贵地位。然而，尽管皇帝权力无限，他一人之力却不足以统治庞大的官僚体系，而且即便是帝王，也难免犯错。因此，专门负责弹劾百官和劝谏皇帝的台官与谏官应运而生，二者合称为台谏，作为皇权的维护者和保障者。

进入宋代后，台谏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原本台官与谏官的职能开始发生混淆，二者的职权逐渐融合。同时，宋代台谏开始出现“风闻言事”的特点，这一特点使得谏言不再要求确凿的证据，仅凭风言风语与猜测便能下定论。随着这一机制的发展，台谏在朝政中的作用日益加大，尤其是与当时盛行的党争相结合，极大地影响了官员的升迁与贬斥。

（一）何谓台谏

“台”是指御史台，主要职能是监察朝中百官，对他们的失误与违纪行为进行弹劾，并向皇帝报告。御史台内部设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以及其他监察御史等职位，统称为台官。相对而言，“谏”则指的是谏院，其主要职责是对皇帝的政令与言行进行劝谏与纠正。谏院的核心官员包括谏议大夫、拾遗、补缺等，统称为谏官。历史上，杜甫便被唐肃宗任命为左拾遗，因而人们称其为“杜拾遗”。

在唐代之前，台官与谏官的职责是相互独立的，彼此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能。进入宋代后，御史台与谏院的职能逐渐混合，御史台不再单纯地监察百官，也开始纠察皇帝的行为，而谏院则不仅限于谏言，也能够参与对百官的弹劾。更为关键的是，台官与谏官的选拔方式趋于一致，通常由宰相从具备德才、资历和较高品级的官员中挑选，并提交给皇帝最终决定。选定后，还需要经过中书省的授职程序，方可正式成为台谏官。

（二）风闻言事

宋代台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依赖“风闻言事”的方式进行弹劾。这种做法并非宋朝独有，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便有类似的“风闻奏事”制度，当时通过设立“巡行风俗史”来监督各地政务，依据风闻来治罪。而真正成熟并成为制度的“风闻言事”，始于武则天时期，并在宋代得到了广泛应用。

在“风闻言事”下，台谏官不再需要亲眼见到相关证据，只要通过听闻流言或传言便可上报皇帝。此举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不问其言所从来”，即台谏官无需追问消息的来源。宋仁宗时期，谏官王素便曾因为得知王德送美人给皇帝，而毫不犹豫地上报，尽管仁宗当场追问消息来源，王素却轻描淡写地表示这是风闻，无需追溯来源，最后仁宗也无奈接受。

二是“不责言之必实”，即台谏官的弹劾不需要核实消息的真实性。即使消息被证明是虚假谣言，台谏官也不会因此受到处罚。比如，御史蒋之齐曾因传闻欧阳修与儿媳妇有不正当关系而上报，这一无凭无据的指控最终被证明是谣言，但蒋之齐与其上司彭思永都没有受到追责。

三是“不先白台长”，即台谏官可以跳过御史台或谏院的上级，直接向皇帝上报相关事项，避免了领导层的干预，确保弹劾行为不会被掩盖或搁置。

（三）道德攻击

除了通过风闻言事进行弹劾，宋代的谏官们还擅长用道德攻击的方式对官员进行抨击。官员的政绩有明确标准，但道德上的指责却可以凭空捏造，并通过流言蜚语加以传播。例如，欧阳修政绩卓越，毫无瑕疵，但台谏官却编造出他与儿媳妇乱伦的故事，以此进行攻击。此外，弹劾奏折中常常使用极其恶毒的词汇，如“宵小”、“豺狼”、“奸邪”等，通过这些极端的标签先给被弹劾官员定性，从而影响皇帝的决策。

正因如此，宋仁宗时期的官员刘沆才会感慨道：“台谏官……专务抉人阴私莫辨之事，以中伤士大夫。”道德攻击的特点在于其难以自证清白，成为了台谏官党争工具的一部分，用以迫害不同派系的官员。

（四）宋代的党争

宋代的台谏制度与党争密切相关，党争的激烈程度也使得台谏成为了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武器。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初，为了避免党争的弊端，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如将科举中的“天子门生”制度确定为常态，以避免士子间结党营私。然而，随着宋朝政治环境的变化，文官权力逐渐上升，党争问题愈发严重。

在宋真宗时期，王钦若与寇准之间爆发了党争，并最终以王钦若胜利告终；而在宋仁宗时期，范仲淹主张的改革因与吕夷简等旧派势力产生矛盾，导致“庆历新政”在半途夭折。党争不断加剧，政治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到了宋神宗时期，王安石推行变法，与旧党势力产生激烈冲突。新党与旧党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台谏官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了重要角色。

（五）党同伐异的台谏

党争的背景使得台谏官成为了新旧党派之间互相打击的工具。沈松勤在《北宋文人与党争》中指出，党争的三部曲包括新帝登基、君主与党派共同控制台谏、利用台谏制度打击对手。台谏官通过风闻言事，不仅可以捏造敌对派别的罪行，还能通过过度推测将问题上升为重罪。党争中，台谏成为了双方无所不用其极的政治工具。

台谏官不仅能制造谣言，甚至有时会过度臆测，造成冤假错案，进奏院案和乌台诗案便是最为著名的例子。

进奏院案

进奏院案发生在庆历四年，当时苏舜钦在宴请同僚时，因为拒绝李定参加而引发冲突。李定因心生怨恨，将此事上报，最终导致十二人被贬职。案件的本质并非罪行严重，而是由于当时党派斗争激烈，改革派与守旧派之间的对立愈加尖锐，最终导致这一案件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发生在元丰二年，苏轼因批评新法受到台谏官的弹劾。通过曲解他在诗文中的词句，台谏官制造了对苏轼的严重指控，最终导致苏轼及其朋友们遭遇了巨大的政治打击。

综上所述，台谏制度在宋代不仅是皇权维持的重要工具，更是党争中的利器。它的过度扩权、风闻言事以及无证据的弹劾，使得许多无辜官员陷入困境，成为封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种制度的深远影响，不仅限于对当时政权的推动，也为后世政治斗争提供了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