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统治者对高丽国王的册封，涉及多个层面的考虑与深远影响。首先，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了解朱元璋的外交理念。朱元璋主张在与海外国家交往时，“一视同仁”，即平等对待各国。他的儿子朱棣继位后，继续秉承并强调了这一理念，提出了“广视无外”这一原则。尽管如此，明成祖所提倡的“广视无外”，并不是说明朝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天朝的优越感始终没有改变。实际上，他要求其他国家尊重中国，并努力确保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形式上获得公平的对待，无论这些国家是否对大明的核心利益至关重要。

这一外交策略的体现，尤其体现在明朝处理他国之间冲突时，始终保持中立，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例如，永乐五年的暹罗与占城、满剌加、苏门达腊的冲突，永乐十七年的暹罗与满剌加的冲突，以及永乐十八年的哈烈与别失八里冲突，明朝都派遣使节调解双方争端。

朱棣父子不仅仅在理论上提倡“一视同仁”和“广视无外”，更在实际外交中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他们以家长般的姿态，居中调解各藩属国之间的矛盾，借助上位者的权势来化解冲突，确保封贡体系内部的和谐稳定。

1368年，经过元朝末期的群雄割据，朱元璋终于在南京应天府登基为帝，建立了明朝。此时恰逢高丽王朝的末期。为了推动外交，刚刚登基的朱元璋便在当年冬天派遣符宝郎偰斯前往高丽，宣布新朝的建立，并向高丽发出了友好的外交信号。朱元璋在诏书中传达了他和平外交的思想：“昔我中国之君，与高丽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宾，盖慕中国之风，为安生灵而已。朕虽不德，不及我国古先哲王使四夷怀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余不多及。”通过这段话，朱元璋表达了中国的和平善意，同时也强调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自尊与地位。

这一举措标志着明朝与高丽之间的外交关系正式开始。高丽在同年停止使用元朝的年号，并与元朝断绝关系。同时，高丽派遣礼部尚书洪尚载和监门卫上护军李夏生前来明朝进贡，表示臣服。朱元璋在册封诏书中，除了确认王颛绍继位并延续高丽的历史事实外，还明确表示高丽的顺应之举，使其能在明朝的指引下顺利入贡，自愿请封。

为了表彰高丽的臣服，朱元璋封高丽国王，并承诺“仪服使用，许从本俗”，即尊重高丽的本土文化和风俗，不干涉其内政。这种“非干涉”政策体现了明朝对高丽内政的尊重，也传达了其和平共处的外交立场。

这一册封的决策显示了朱元璋在外交上的谨慎与深思熟虑。高丽在与明朝建立外交关系的初期，处于地理和政治的特殊环境中，面临着蒙古和纳哈出两股强大势力的威胁。朱元璋在未能完全了解高丽的真实政治情况前，做出了谨慎的决定。他选择册封高丽国王，同时承诺不干预其内政，反映出他对高丽情势的敏感和对复杂局势的深刻洞察。

高丽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其历史上始终寻求大国庇护，尤其是在元朝和明朝两大帝国之间，它的外交政策往往游走于两者之间。高丽朝廷内部对亲元与亲明的争论不断，导致高丽与明朝的关系时常摇摆不定。在这种局势下，作为小国的高丽在明朝和元朝的双重压力下，选择了保持灵活的外交策略，等待时机。

从这个角度来看，郑红英认为高丽的外交策略是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尤其是在“鹿死谁手”的局面中，静观其变、顺势而为无疑是高丽能够生存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时的高丽，既有面对外来威胁的生存压力，也在朝廷内部陷入了深刻的权力斗争。洪武七年（1374年），高丽恭愍王被弑，其养子辛禑继位。由于辛禑的血统问题，这一变故引发了广泛的质疑，尤其是在北元政权中。北元在得知恭愍王被弑后，迅速决定将沈王的孙子脱脱不花封为王，这一举措在高丽引起了巨大的政治风波。

高丽与明朝的关系因为此前发生的弑君事件而变得复杂，明丽关系一度陷入恶化。高丽在这一时期，不得不向北元妥协。洪武八年（1375年），北元朝廷改变了先前的决定，认可辛禑继位，并派遣使者到高丽进行册封。

但随着北元政权逐渐衰落，高丽与北元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形式化。即便如此，北元朝廷依旧以礼仪为主，确认了辛禑的继位。这表明，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北元并未有足够的力量去挑战明朝的崛起。

与此同时，明朝也开始对辛禑的身份产生怀疑，要求高丽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证明其合法性。洪武十六年（1383年），朱元璋反复核实辛禑的血统，以确保其身份的真实性。由于继位者的血统问题在当时的政治中至关重要，朱元璋对此高度重视。

经过多年调查后，洪武十八年（1385年），高丽再次派遣使节请求确认辛禑的继位。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与考量，朱元璋终于同意了这一请求，正式册封辛禑为高丽国王。

至此，辛禑的合法性得到了明朝的确认，高丽重新回到了明朝的封贡体系中。尽管如此，李成桂等人在辛禑登基后发动政变，并逐渐掌握了高丽的实际控制权。通过“威化岛回军”事件，李成桂成功废除了辛禑，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最终，李成桂通过一系列权力斗争，清除了辛禑及其支持者的影响，正式掌控了高丽的统治。这一系列政治斗争，也为日后高丽的政局和明朝与高丽的关系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