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在广西的非汉族聚居区广泛推行了土司制度，这种制度通过设置土司政区来对这些非汉族群进行有效管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司制度逐渐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尤其在实施过程中的一些缺陷，影响了其原本的治理效果。

最初，土司制度实施时，因明朝的法律相对严格，各地的土司都受到了一定的约束。然而，进入明中后期后，朝廷的腐败愈加严重，官员权力过度集中，导致了对土司的剥削和压迫。这种腐败使得土司逐渐疏远了中央，开始轻视朝廷的权威。

当时朝廷的力量开始衰弱，而地方上的土司却逐步积累了更大的权力，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明朝灭亡后，清朝初期依然保持了笼络地方土司的政策，力图通过这些土司维持地方稳定。

进入康熙年间，户部便提出了针对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调整，尤其针对土司拖欠的粮税问题。康熙帝曾指示，土司的考核和征税方式与流官不同，特别是土司群体的行为也不再完全按照流官的标准进行考核。清朝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安抚土司，避免发生更大冲突。

然而，随后的三藩之乱爆发，清朝政府意识到控制西南地区的土司势力至关重要。为了防止土司支持叛乱势力，广西巡抚傅弘烈提出了建议：一旦招抚某一土司，必须及时为其颁发印信，这样土司才能更加忠诚于朝廷，并站在清朝一边。

随着西南政局逐渐稳定，明末以来土司势力膨胀带来的弊端逐步显现。特别是在雍正时期，土官与土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土司横行霸道，侵犯民众权益的现象愈加严重。雍正二年（1724年），他在一份谕令中明确指出，土司的行为严重违背了王法，土民受压迫的情况也已达到极限。雍正帝的强烈反应，表明了朝廷对于土司行为的高度警觉，尤其是他们对土民的压迫行为。

面对日益严重的地方乱象，雍正五年（1727年）决定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对西南地区的土司进行严格的改革。由于土司行为对地方秩序的扰乱，朝廷决定采取此举，将土司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以此来确保地方的稳定。

为了推进这一改革，清朝任命了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和广西三省总督，统筹进行改土归流的工作。这一过程在桂西北地区尤为关键。尽管土司政区在形式上有所保留，但清朝对这些地区的管理方式发生了变化，逐步将其纳入中央控制之中。

桂西北地区的土司政区，特别是庆远府管辖范围，在清朝初期依旧保留了土司政区的设置。然而，随着政区调整，特别是雍正时期的改革，许多土司政区发生了变化。例如，东兰土州的土司政区便经历了重大调整。东兰土官的内部矛盾严重，尤其是韦氏土官家族在继承过程中发生了内讧。即使在康熙时期，这一问题也未得到有效解决，直到雍正帝时期，才有了具体的处理方案。

雍正时期，知府徐嘉宾接任后，发现韦国耀等土官在内部斗争中被伤害，开始向官府申冤，经过一番调查，政府决定对韦国耀实施宽恕，并将他的部分土民区域划归其管理。然而，鉴于该地区的特殊性，政府提出通过设置流官来管理此地，以避免土民的不满和可能引发的暴乱。

雍正七年（1729年），经过一系列的商讨和批准，朝廷最终决定将东兰土州的内六哨改为东兰州，外六哨则划归为东兰土分州（后称凤山土分州）。这标志着东兰土州的政区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原本的土属政区转变为流土并治的混合政区。

清代的土司政区变动，尤其是雍正到光绪时期，逐渐显示出一个趋势：土司政区的规模缩小，且逐步纳入流官的管理范围。除了少数土司政区如永定长官司的边界有所扩大外，大部分土司政区的管理范围在这段时期内出现了缩小，体现了清朝逐渐削弱土司权力的意图。

到了清朝末期，桂西北的土司政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许多土司政区逐渐被改为流官辖区，土司逐步被废除，新的流官体制开始取而代之。至民国初期，桂西北的所有土司政区完成了改土归流的过程。

总体而言，明代设立的土司政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的管理和稳定。尽管清朝沿用了大部分的土司政区，但随着雍正时期的改革，特别是针对土司力量逐步减弱的背景下，土司政区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动。清朝通过“改土归流”的策略，逐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尤其是在面临非汉族群体“动乱”时，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政区调整和军事管控措施，以保证地方的长期稳定和中央集权的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