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依托四川盆地建立政权的国家中，三国时期的蜀汉无疑是最具进取精神的一个。早期有诸葛亮发动的“六出祁山”，紧接着又是姜维发起的“九伐中原”，可以说战争贯穿了整个蜀汉的历史主线。单看诸葛亮的北伐行动，从228年到234年，短短六年间，除了唯一一次被动抵御曹真的进攻外，其余五次全是蜀汉主动向曹魏挑起战端，积极主动的程度可见一斑。

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自然离不开充足的粮食和后勤保障。理论上来说，蜀军守着富饶的成都平原，这片优质产粮区，吃穿不该成问题。然而，从历次北伐的结果看，反倒是“粮草”问题让诸葛亮愁得头发都白了，眼睛也操碎了。第三次北伐时，蜀军虽然攻下了武都、阴平二郡，但由于粮食供应不足，无法长时间占领，只得主动撤退。第四次北伐时，粮草运输责任人李严运粮失误，为掩盖过失，竟上书刘禅请求召回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更是陷入僵局，蜀军与魏军对峙之际，司马懿精准预判蜀军会陷入粮草危机，采取拖延战术，最终不仅令蜀军不得不撤退，还见证了诸葛亮因劳累过度而病逝的悲剧。

这就引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同样占据着四川这块优质产粮区，为何战国时期以此为根基的秦国能统一天下，而400多年后的诸葛亮却屡屡被曹魏守住的秦岭防线所阻？

蜀汉的核心区域益州，约当今四川、重庆一带，涵盖了成都平原、川中丘陵和川东谷地三大片宜耕区。北部的汉中地区，位于大巴山与秦岭之间，也具备良好的农业条件。

从考古发现来看，四川盆地的开发历史相当悠久。1995年，在成都宝墩古城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碳化的稻谷、粟和黍这三种农作物。2013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也出土了同类农作物，且稻谷的比例明显高于粟和黍。这表明，早在4000年前，古蜀人就普遍种植高产的水稻，将大米作为主要食粮。这一农业成果极具意义！

要知道，战国时期稻谷产量非常低，即便是稻米盛产的楚国，米饭也主要是贵族享用的奢侈品，普通百姓多食用粗糙的小米和麦饭。而蜀地则很可能早已实现了普通民众“米饭自由”，这一点显示了古蜀农业的先进。

四川盆地的第二轮大规模开发则由秦人完成。秦国在秦惠文王时期，凭借其前任秦孝公和商鞅二十多年的变法红利，国力强盛，逐渐在山东六国竞争中占据优势。而同期的蜀地则四分五裂，主要有巴国、蜀国、苴国和充国四股势力，内战频繁。苴国因不堪纷争，主动成为秦国的带路党，呼吁秦国干预蜀地内政。

秦国的决策层对此展开激烈讨论。名将司马错提出两点极具战略眼光的见解：

第一，“取其地足以广国，得其财足以富民”，也就是说，南扩疆土不仅扩大秦国的生存空间，也能获取蜀地的财富和人口资源。战国时期，扩张土地和人口是战争的根本，司马错的话精准击中要害，深得秦惠文王赞同。

第二，“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司马错将视野放远，认为掌握蜀地是包围楚国的关键步骤。这种战略布局为后来的秦始皇灭楚奠定了坚实基础。

秦惠文王决定出兵，秦军几乎无阻力地平推进攻蜀地。

这里要插播一个有趣的古代工程故事——“五丁开山”修路项目。

自古以来，由关中入蜀的道路因秦岭和大巴山阻隔极为艰险，李白诗中说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正是明证。值得注意的是，李白生活于唐代，中唐时期的道路状况仍是如此艰难。由此可见，秦军进攻蜀地所面对的崎岖山路是何等险阻。

秦惠文王对此十分头疼，但他灵机一动，决定利用文化优势，玩一个“骗术”。据说，秦国雕刻了几头巨大的石牛，牛屁股里藏着金子，称之为能拉“金粑粑”的神牛，准备送给蜀王为礼物。但由于蜀地山高路险，快递无法送达。蜀国使者回去后，蜀王为迎接神牛，命令五名壮丁开山辟路，结果这条路成为秦军攻蜀的主通道，人称“金牛道”。这个传说虽带传奇色彩，但体现了秦国对蜀地交通的重视。

秦国不仅修筑交通路网，还派遣水利专家李冰担任蜀郡太守，勘测河流，修建都江堰，成功将岷江的洪水改造为成都平原300万亩农田的灌溉水源。

有了这套后勤保障，秦国以关中为基地，凭借汉中和四川作为强大后方，储备人口和粮食，战争潜力远超其他六国。

因此，蜀地才得以成为后世闻名的“天府之国”。

秦国开发蜀地的优势，很快在长平之战中显露无疑。

公元前262年，秦军攻韩，赵国也卷入战事。公元前260年，秦赵两军在长平激战，赵军惨败，四十五万人或战死或被活埋，元气大伤。

赵国战时主将廉颇主张坚守，凭老将耐性和坚固防御，拖延了两年多，秦军几乎未能取得大进展。然而，粮食成了赵国的硬伤。

反观秦军，虽身处长途补给线，却能源源不断地从陕西、山西调粮供应前线。

赵国决策层意识到拖下去只会饿死，于是换上年轻主将赵括，赌上一切，结果不言自明。

这场战役的胜负，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秦国已经成型的入蜀交通网之上。

同样依赖这张交通网的，还有几十年后依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战术成名的刘邦和韩信。

汉元年四月，刘邦进入汉中，四个月后就攻入关中，开启了定三秦的战争。想象一下，这么短时间内，刘邦几乎无暇构建完善的军粮系统，只能简单征调兵力。

幸运的是，当时的关中处于“三秦王”割据的碎片化状态，外部更是各路割据势力，韩信趁机吞并关中，轻松取得优势。

相比之下，诸葛亮的悲剧在于，他管理下的蜀汉既无秦国那样雄厚的基础，也缺乏刘邦那样的战略机遇。

首先，蜀汉并不完全掌控从汉中穿越秦岭的交通路线。

内部决策层对进攻路线分歧严重，矛盾的爆发点就是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魏延计划带1万兵力，从秦岭最东的子午谷突进，半数作战，半数专职后勤，一举夺取长安，然后乘胜扩张关中全境。这种大胆策略有很大风险，一旦后路被切断，补给断绝，军队将陷入困境。

诸葛亮则主张稳妥路线，参考韩信的路线进攻，避免冒险。这反映了诸葛亮面对曹魏强敌选择保守的战略考量。

第一次北伐开局良好，借赵云之名由斜谷出兵，牵制魏军主力。诸葛亮率主力由祁山道攻入陇西。

为何选择陇西？陇西南北被陇山阻隔，东西又有秦岭围绕，形势较为封闭，加之魏军被赵云牵制，兵力相对薄弱，蜀军有兵力优势。

占领陇西后，可向东沿渭河进攻关中，向西则可通过河西走廊联络羌族兵源，形成战线优势。诸葛亮的战略精心考量，十分聪明。

但关键在于，街亭守军马谡失职导致补给线被断，北伐失败。

此后，魏军利用时间差，拖延战术屡屡奏效，稳固防线。

早在曹操时期，就意识到蜀军占据秦岭南路的弊端，便实施人口迁移政策，疏空汉中和秦岭北路的居民，使蜀军难以取得后勤保障。

第三次北伐夺取的武都、阴平二郡，更像是魏军主动放弃。当地人口已迁出，无粮可用，蜀军难以久守，只能撤退。

司马懿更是将拖延战术练到了极致，稳坐阵地，任由诸葛亮叫嚷和挑战，最终耗尽了蜀军的粮草和士气。

为解决粮草运输难题，诸葛亮使出浑身解数：

首先，传说中的“木牛流马”，据专家推测是一种改良独轮车，适应山地崎岖路况，用于运送粮草。

其次，利用四川和云南盛产的矮种“果下马”运输粮食，这种马体型矮小，重心低，非常适合山路运输，后来还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运输工具。如今“果下马”更多作为旅游体验项目，供儿童骑乘。

第三，实行屯田制度，组织军队或占领区农民耕作，缓解军粮压力。这并非诸葛亮独创，曹操、司马懿乃至汉武帝都曾用过类似方法，现代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可视为古代屯田的传承。

尽管诸葛亮费尽心思，但在当时的交通技术条件下，蜀道“难于上青天”的现实难以突破。缺乏充足后勤支持，面对强大的曹魏防线，注定了诸葛亮无法复制秦朝和刘邦的成功。

由此可见，一个人想要成功，除了个人努力，时运同样关键。就像我们80后、90后，生活在买车买房压力大的年代，房贷的重担无论愿不愿意，都成了现实。

于是，社会上便兴起了“躺平”、“佛系”等流行语，反映出年轻人在压力面前的无奈与调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