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初，杨成武，时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受邀参加在北京恭王府举行的军民联谊会。就在这场活动进行时，杨成武突然接到了一通紧急电话。电话那头是时任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他传达了中央的重要指示：

“中央决定组建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兵团将包括第12、第15、第60、第67、第68等五个军，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你将担任第二十兵团司令员。”

作为一名经历了多场战斗的老将，杨成武一听到这个消息，心中不禁一阵激动。入朝参战对他来说不仅是一个荣耀的使命，而且也是一场激烈战斗的挑战。他立即表示将严格服从中央的指示，准备赴朝。

然而，尽管接到了这个重大的任务，杨成武还是面临了一个实际问题。原来，第二十兵团的指挥部曾被改编为天津警备区司令部，因此杨成武需要重新组建兵团的指挥部。而天津警备区的工作仍然不能放下，这使得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杨成武向上级请示，要求从华北军区调拨一些干部来充实新的兵团司令部。

在此过程中，参与编入第二十兵团的五个军也对指挥结构进行了相应调整。为了确保入朝作战的顺利进行，兵团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详细的准备。然而，如何安排各军的指挥机构，特别是人选问题，却成了杨成武面临的一个难题。

有一天，时任67军政委的旷伏兆给杨成武打来电话，询问关于刘儒林的问题：“67军副军长刘儒林究竟是留守还是赴朝参战？”

杨成武并未立即做出回答，而是沉默片刻后说道：“过几天再给你们指示。”挂掉电话后，杨成武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

为什么旷伏兆要特意向杨成武请示刘儒林的去留问题呢？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刘儒林曾是起义将领，这无疑让他的身份变得敏感。刘儒林出身黄埔四期，曾在国民党军担任重要职务，是一位资深的军官。在起义之前，他曾与解放军作战，但在起义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剧变，并迅速融入了新政府的军队，成为一名优秀的解放军将领。

杨成武对刘儒林的评价颇高：“虽然他曾与我军对阵多年，但那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所致。刘儒林出身贫寒，忠诚爱国，军事才能出众，尤其对炮兵的指挥非常擅长。自从加入我军后，他的思想、作风和人品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尽管刘儒林已经成为解放军的一员，杨成武还是非常谨慎地对待他的安排，特别是在这次入朝作战这样严肃的任务面前。杨成武深知，刘儒林的安排必须慎重，因为任何轻率的决定都可能影响到整个作战的协调性。

有些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刘儒林的身份如此重要，难道曾泽生那样的起义将领就不需要如此考虑吗？事实上，历史的细节揭示了不同的情况。1950年6月，中央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以应对朝鲜局势。当时，50军被急调到东北，执行紧急任务，而该部队的指挥机构在调整过程中并未及时完成。而这与刘儒林的情况有所不同。50军的军长曾泽生虽然是国民党起义将领，但在许多环节上，党内对其的安排较为顺利，且军队领导体制经过了相应的调整。

1950年9月，50军接到调令前往东北后，发生了一些小插曲。曾泽生的健康状况和年龄让党组织在是否让他随军出征方面产生了疑虑，最终经过征询，曾泽生决定随军出征，展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怀。

然而，到了朝鲜战场，50军的表现并不理想，这让曾泽生感受到一些压力和不满，认为党组织对自己有所不信任，尤其是在军事决策过程中，他常常被要求经过政委徐文烈的审批，逐渐产生了不满情绪。

相比之下，刘儒林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尽管他有风湿病，但刘儒林依然决心随军入朝，甚至特地请中医治疗身体，并准备了防寒的皮袄。他的身体状况和入朝意愿在与旷伏兆的讨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旷伏兆在向杨成武汇报时，强调刘儒林的健康问题已得到妥善处理，风湿病已经好转，而他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杨成武最终决定同意刘儒林赴朝，并安排他分管炮兵。刘儒林随67军一同于1951年6月8日入朝，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表现出色，尤其在金城阻击战中，他的炮兵指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回国后，刘儒林的贡献得到了充分认可，并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包括河北省兵役局局长、安徽省交通厅副厅长等。他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使他在多个岗位上都取得了显著成绩。1980年4月，刘儒林在合肥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七岁。

多年后，旷伏兆回忆起这位老战友时，仍然感慨颇深：“我们67军能在朝鲜战场上打得那么出色，炮兵的作用不容忽视，刘儒林同志在这一点上实在是无人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