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日本学术界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兴趣背后的政治动机

清朝末期至民国初年，原本专注于研究中原汉族历史的日本学界，突然间掀起了对中国“边疆地区”——如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广泛研究热潮。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否仅仅是出于学术兴趣呢？我查阅了一些资料，今天就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1）“东洋史学”究竟是什么？

在深入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东洋史学”这一概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日本人对“东洋”这一词的理解与中国人有所不同。在中国人的认知中，“东洋”仅指日本，而在日本人眼里，“东洋”泛指整个亚洲。而更有趣的是，在“东洋史学”中，“东洋”并不包括日本，而是专门指代日本以外的亚洲各国。特别地，东洋史学的研究重点主要聚焦在中国。

日本学界普遍认为，“东洋史学”的奠基人是曾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即今天的筑波大学前身）任教的那珂通世（1851—1908）。他长期从事中国、日本及古代朝鲜史的研究，尤其在蒙古（元朝）历史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888年，他的好友三宅米吉从海外带回了大量西方学者的学术著作，这些西方学者严谨的研究方法深深震撼了那珂通世，也激发了他创设“东洋史学”的想法。

作为一位中学教师，那珂通世对“东洋史学”的教学理念和创设动机进行了详细阐述。他指出，“世界史应分为东洋史与西洋史，而东洋史的重心应放在中国历史上。”他认为，“东洋历史应当以中国为主线，讨论东洋各国的兴衰与变迁，并与西洋历史进行对比。”他强调，东洋史学不仅仅是讲述各国的兴亡，还应涵盖中国汉族、突厥族、女真族及蒙古族等不同民族的盛衰。

1894年，那珂通世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东洋史学的教学理念，得到了教授们的广泛支持。1896年，该校的学科设置开始包括了“本邦史”（日本史）、“东洋史”和“西洋史”三大领域。

2）那珂通世的“中国史研究”

进入19世纪80年代末期，那珂通世指出，作为中等学校教科书的“中国史”需要进行重新编修。他由此开始了“重编中国史”的工作。1890年，他主编的《支那通史》丛书正式出版。在书中，他提到中国文化已经进入了“历史性停滞期”。在当时，这无疑是福泽谕吉“脱亚论”的一种延伸。

《支那通史》一书的最后以宋朝为终结，原因很简单：那珂通世认为“元史”缺乏足够的可信度，认为如果要写一部严谨的元朝史，必须要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而在这一过程中，他深刻意识到，作为一个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汇地带的西域地区，应该对“西域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

为了提高对西域历史的理解，那珂通世从三宅米吉那里借阅了德国汉学家穆麟德的《满洲语文典》等书籍，开始自学德语和俄语。自1896年起，他开始投入大量的时间学习满洲语和蒙古语，为后来的蒙古历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在1899年至1902年间，湖广总督张之洞指派学者陈毅前往日本考察学制，并在日本结识了那珂通世。那珂通世向陈毅提出，关于蒙古（元朝）史的资料在日本非常匮乏，敦促他为自己收集相关史籍。陈毅回国后，按要求将《皇元圣武亲征录》等多部重要蒙古史籍送至日本。

有了大量的史料支持，那珂通世的蒙古史研究迅速取得进展。他不仅出版了《元亲征录》和《元史译文证补》校刊本，还深入研究了蒙古文版《元朝秘史》。在学者内藤湖南的帮助下，那珂通世得知该版本《元朝秘史》的藏书地，最终他在1901年获得了该书的影印本，并在随后的几年中翻译成日文版，最终于1907年出版了《成吉思汗实录》。

3）“东洋史学”研究的转变与政治背景

甲午战争胜利后，日本的民族自信心得到了显著提升。日本学者逐渐认为，“日本作为亚洲的代表，理应比欧洲更能掌握解释中国的主导权。”这一时期，“东洋史学”不再单纯局限于中国历史，而是拓展到包括整个东亚地区的历史。日本学者们以此为契机，提出了“东洋史学”应包涵所有东洋国家，强调要平等看待东洋各国及其民族的命运。

在此背景下，东京帝国大学的白鸟库吉和京都帝国大学的内藤湖南等学者，继续推动了“东洋史学”的发展。白鸟库吉的研究涉及到突厥、匈奴、蒙古及朝鲜等地的历史地理，得到了欧美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他的工作不仅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也为日本殖民扩张提供了理论支持。

4）“东洋史学”背后的政治动机

尽管日本学者们公开声称他们的研究纯粹是学术兴趣驱动，但不可忽视的是，背后隐藏的政治动机更为深远。随着“东洋史学”逐渐流行，日本政府和学术界实际上正在通过这一学科体系，为日后的殖民扩张提供学术支持。例如，白鸟库吉在1915年发表的《满蒙研究汇报》明确提到，满洲和蒙古对日本至关重要，不仅是东亚的“北门之锁匙”，更是东洋和平的保障。这一表述，实际上为日本的军事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

随着“东洋史学”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日本学者逐渐开始在学术上重新定义“中国”的边界，提出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并非中国的真正领土。此类学术成果不仅仅是历史研究，它们在日本扩张主义的政治议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学者们才深刻认识到，日本对中国边疆的研究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对中国领土的挑战。

结语

综上所述，清末民初日本学者对于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表面看似纯粹是学术探索，实际上却深藏政治动机。日本学者通过东洋史学的框架，试图重新定义中国的边界，破坏中国的统一。这一时期的“东洋史学”，不仅仅是学术领域的一个现象，它更是日本当时扩张主义政策的学术化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