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在编写《三国志》时对某个官职进行了修改，那就是“军谋祭酒”。这个职务的原名称为“军师祭酒”，而陈寿之所以做出这个改变，主要是为了避开司马师的名字。当时，陈寿已经在晋朝获得了司马家庇护，先后担任了著作郎、长广太守、治书侍御史和太子中庶子等职，必须避开“晋世宗景皇帝”司马师的名讳。因此，陈寿将“军师”改为“军谋”，但是他并没有对诸葛亮所担任的“军师中郎将”和“军师将军”等职务做出相同的调整，这似乎是故意对曹魏的一种讽刺。毕竟，在当时的三国中，只有曹魏的官职需要避讳，而刘备的蜀汉和孙权的东吴则没有这样的规定。

提到“军谋祭酒”这一职务，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是郭嘉郭奉孝，尤其是“郭嘉不死，卧龙不出”这一句，早已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笑话。如今，越来越多的历史爱好者开始深入阅读《三国志》和相关史料，网络上的一些不准确说法也越来越不容易再被轻易误导。例如，历史上并没有将军谋祭酒与诸葛亮的“军师中郎将”或“军师将军”相提并论。事实上，在曹操手下的军谋祭酒中，至少有七位类似郭嘉的人物，他们不过是曹操的文秘，不具备真正的军事指挥权，称之为“参谋长”显然是对职务的误解——您什么时候见过一个军队有七个参谋长？郭嘉和其他几位军谋祭酒的职责实际上更像是主帅的命令起草者，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文书工作者。

郭嘉在曹操手下效力了十一年，最大职务仅为军谋祭酒、洧阳亭侯。洧阳亭侯的封邑只有二百户，郭嘉去世后，曹操觉得有些不合适，便给他增邑八百户，凑足了一千户。但即便如此，曹操在任命官职时仍是非常慎重的，若郭嘉真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功绩，十一年内不可能一直保持原职。实际上，郭嘉刚加入曹操阵营时被授予“司空祭酒”的职位，死时仍是“军谋祭酒”。这种职位的变化，更多是因为曹操职务的变动所致，而非郭嘉职务上的晋升。曹操与袁绍在官渡之战时担任的是司空职务，直到建安十三年才升任丞相，因此郭嘉的“军谋祭酒”只是随曹操职务变化的产物，并不能说明他具备实际的军事或行政地位。

谈到陈琳，可能会有些人感到意外：他也曾担任过军谋祭酒职务？其实，陈琳确实曾在曹操麾下担任过这一职务，而且他与郭嘉一同担任时，曹操仍是司空，并非丞相。因此，陈琳和郭嘉的职务名称应为“司空军谋祭酒”。如果有专门的办公室，那么“军谋祭酒办”中可能还包括一个鲜为人知的人物——阮瑀。陈琳的名字大家都不陌生，他因撰写檄文诋毁曹操而名声大噪，然而，他后来也投身曹操阵营，并担任了军谋祭酒一职。根据史料，陈琳被曹操重用，负责军国文书的起草，尤其是军国的书信和檄文。在曹操任职司空期间，陈琳和阮瑀都在为曹操起草文件，之后陈琳还被提升为“门下督”，比军谋祭酒高一级。

阮瑀为何能晋升为军谋祭酒呢？主要因为他精通音乐、善于歌唱。曹操原本因阮瑀迟迟未投靠而将其安排在“伎人”行列。阮瑀为了取悦曹操，演奏了一曲：“奕奕天门开，大魏应期运……”曹操听后大为欣赏，于是将阮瑀升任为军谋祭酒。此外，阮瑀不仅能歌善舞，文笔也很出色，曾为曹操写信给韩遂，在马车上即完成草稿并交给曹操。曹操对阮瑀的多才多艺表示赞赏。

与阮瑀类似，杜夔也是因音乐才能而被曹操任命为军谋祭酒。杜夔精通音律，尤其擅长钟律，他的贡献不仅限于创作雅乐，还使曹魏的音乐传统得以继承和发展。杜夔除了在曹操手下任职外，还为太乐的创制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另外一位值得提及的是王粲，建安七子的代表人物。他也曾担任军谋祭酒，且与陈琳、阮瑀等人一起，身处同一“军谋祭酒办公室”。王粲虽然年少成名，但更多是因其善于言辞，获得了曹操的青睐。曹操也曾因为王粲的赞美之词而提拔他为军谋祭酒，这显然是拍马屁的一种体现。

在曹操麾下，军谋祭酒的职务并非真正的军事高官，而更多是文职性质。尽管郭嘉在曹操手下待了十一年，但他并未因才能出众而获得提升。在同一时期，曹操麾下的其他“军谋祭酒”如陈琳、阮瑀、杜夔和王粲等人也同样扮演着相似的文职角色。曹操用人，重在实际能力，而这些“军谋祭酒”们的实际职能和诸葛亮的军事统帅地位显然无法相比。那么，您是否认为郭嘉和诸葛亮在三国历史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呢？如果将郭嘉与诸葛亮交换位置，他是否能够在曹魏或蜀汉中获得同等的荣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