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战争史上，战略选择始终与伦理考量交织共生。古代 “穷寇莫追” 的智慧，既包含战术理性，也蕴含对生命价值的尊重。然而在现代战争中，技术迭代与战略目标的转变，使得 “彻底消灭” 成为常态，这一转变背后折射出伦理框架的深刻变迁。

一、古代战争的生存智慧：穷寇莫追的双重逻辑

《孙子兵法》提出 “穷寇勿迫”，其核心在于避免将敌人逼入绝境引发反噬。这种策略在冷兵器时代具有现实合理性：

1. 战术理性：古代战争依赖兵力集中与地形优势，追击溃败之敌可能陷入埋伏或消耗自身补给。例如，战国时期白起在伊阙之战中虽歼灭魏韩联军 24 万，但并未穷追不舍，而是通过分割包围瓦解其再生力量。
2. 伦理自觉：先秦时期的战争伦理强调 “师出有名”，追击穷寇被视为 “不义”。《商君书》记载 “见敌如溃，溃而不止，则免”，体现了对敌方士兵生存权的有限尊重。这种伦理观念在汉代以后逐渐与儒家 “仁战” 思想融合，形成 “围师必阙” 的作战原则，即通过预留缺口降低敌方抵抗意志。

古代战争的克制并非绝对，而是基于实力对比与长期治理的权衡。例如，成吉思汗西征时虽屠城无数，但对主动投降的城市往往保留其统治结构，这种 “选择性仁慈” 本质上是为了巩固占领区的稳定。

二、现代战争的技术碾压：彻底消灭的战略转向

进入 20 世纪，战争形态的剧变使 “穷寇莫追” 的伦理传统逐渐式微：

1. 技术优势催生单向暴力：以色列在 2025 年对伊朗的空袭中，凭借 F-35 战机与 AI 电子战系统，实现了对伊朗核设施的 “外科手术式打击”，其无人机部队甚至能在 0.2 秒内分析雷达信号并生成欺骗波形。这种技术代差使得优势方无需顾虑敌方反扑，彻底消灭成为低成本选项。
2. 战略目标的根本转变：现代战争常以 “政权更迭”“意识形态输出” 为目标，要求彻底摧毁敌方战争潜力。以色列此次行动不仅打击伊朗军事设施，更通过暗杀核科学家与高级将领，试图从根本上瘫痪其核计划。这种 “源头打击” 策略与古代争夺领土的逻辑截然不同。
3. 非对称冲突的伦理困境：当弱势方采用 “平民掩护” 战术时（如哈马斯将武器藏于医院地道），优势方的 “精确打击” 往往难以避免平民伤亡。以色列 “哈洛普” 无人机虽声称符合 “比例原则”，但其实际平民伤亡率是传统武器的 3 倍，这种技术伦理的悖论暴露出现代战争的道德困境。

三、伦理框架的解构与重构：从战争法到算法正义

现代战争的伦理争议集中在两个层面：

1. 国际法的失效与重构：以色列援引《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自卫权为其行动辩护，而伊朗同样以自卫权回应。这种 “双重标准” 揭示出现行国际法在处理不对称冲突时的无力。更严重的是，AI 武器的自主决策能力正在突破传统战争法的界限 —— 当以色列 “哈比” 无人机具备实时识别攻击能力时，如何确保其遵守区分原则成为难题。
2. 正义战争理论的现代挑战：传统正义战争理论强调 “正当意图” 与 “比例原则”，但以色列的定点清除行动虽精准打击军事目标，却因长期依赖暗杀损害其国际信誉。美国在叙利亚支持反对派导致极端组织崛起的教训表明，单纯追求军事胜利可能引发更严重的人道灾难。

在技术驱动下，战争伦理正在向 “算法正义” 转型。以色列的 AI 防空网络能在毫秒间完成拦截计算，但其决策过程的不透明性可能导致 “算法偏见”。这种 “机器伦理” 的崛起，要求重新定义战争中的责任主体 —— 当 AI 系统拥有致命决策权时，人类指挥官是否仍需为其行为负责？

四、伊朗 - 以色列冲突的伦理镜像：生存博弈与道德困境

当前冲突中，双方的战略选择深刻体现了古代与现代战争伦理的碰撞：

1. 以色列的先发制人逻辑：以军认为伊朗的核计划构成 “生存威胁”，因此采取 “预防性打击”。这种逻辑虽符合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却违背了 “最后手段” 原则 —— 伊朗在遭袭前正与欧洲进行核谈判。
2. 伊朗的非对称反击：伊朗通过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实施报复，其外交部强调仅针对军事目标，但实际行动中仍造成以色列平民伤亡。这种 “防御性进攻” 的模糊性，使国际社会难以评判其合法性。
3. 国际干预的伦理悖论：美国的 “有限介入” 与俄罗斯的调解努力，表面上是为了防止冲突升级，实则暗含地缘政治博弈。欧洲要求伊朗 “不等停火就重启核谈判” 的立场，暴露出现实利益对伦理原则的侵蚀。

这场冲突的伦理困境在于：当技术优势方以 “自卫” 为名实施彻底打击，而弱势方以 “抵抗” 为由模糊军民界限时，传统战争伦理的基本框架已无法有效约束暴力。

五、超越暴力循环：从歼灭到共存的伦理重构

面对现代战争的伦理危机，需要建立新的价值共识：

1. 技术伦理的制度化：应制定 AI 武器使用的国际规范，明确禁止自主杀伤系统，并建立算法透明审查机制。以色列 “深度幽灵” AI 决策系统的经验表明，人类监督仍是防止伦理失控的关键。
2. 非对称冲突的伦理平衡：国际社会应推动 “中间道路”，例如在加沙冲突中建立人道主义走廊，既保障平民安全，又避免成为恐怖组织的庇护所。这种 “有条件克制” 可能比单纯谴责更具建设性。
3. 战略克制的文化培育：古代 “穷寇莫追” 的智慧提醒我们，战争的终极目标应是和平而非消灭。以色列若一味追求 “绝对安全”，可能陷入 “越打击越抵抗” 的恶性循环；伊朗若持续输出对抗，终将损害自身发展利益。

在技术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新理解战争的本质。古代战争的生存智慧与现代战争的技术理性不应是对立的两极，而应在伦理框架下寻求平衡。唯有如此，才能避免 “彻底消灭” 的暴力逻辑将人类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