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人说清帝是和平退位、将权力禅让给民国，是大义之举，并且有《逊位诏书》作为证据，真是让人忍俊不禁。对此，我只能用一句话回应：

我们先来看看《逊位诏书》内容：

当时，民军起义，各省响应，九夏时节，社会动荡，百姓疾苦。为了应对局势，特别指派袁世凯派人同民军代表商讨大局，议定开国会，公决政体。然而，经过两个月的讨论，仍未得出明确的解决办法，南北对立，局面僵持，商谈停滞，百姓流离失所，国家根本无法安宁。此时，全国民心向共和，南方各省已经提出倡议，北方的将领也开始支持此举。人心所向，天命昭然，帝国如何能够因一姓之尊荣，违背民众的心意呢？因此，在审时度势后，决定将皇帝的统治权交还全国，决定建立一个共和立宪的政体，旨在安抚民众的心愿，远期则响应古圣先贤天下为公的理想。袁世凯此前被资政院选为总理，正值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南北统一刻不容缓，特委托袁世凯全权筹组临时共和政府，协同民军商讨统一办法，目的是让人民安定，国家安宁，最终形成一个包括满洲、汉族、蒙古、回族、藏族等多民族的中华民国。与此同时，皇帝则可以退居幕后，享受安逸的晚年，享受国民的优待，见证国家的恢复与繁荣，岂不美哉？

这篇《逊位诏书》的内容，真的在意“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吗？清帝真的能“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吗？

这种言辞，简直是天马行空，充满了自吹自擂。

清帝退位，绝非心甘情愿地赠送出统治权，而是革命的结果，是被革命者夺回，而非继承。革命的本质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过程，没有退位诏书，旧政权的一切我们依然能拿走。

革命者绝不会感谢被革命者，谈不上什么被革命者的贡献。新政权也根本不需要退位诏书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当时，民国的成立早在清帝退位之前就已实现，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1月1日成立，而清帝的退位发生在1912年2月12日。新政权已经建立了，旧政权还在谈什么禅让？这逻辑实在无法理解。

辛亥革命后，清朝早已失去了对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几乎成了空壳，哪来的禅让可言？就像一家公司已经破产，连一毛钱都没有了，还能依靠什么来“捐赠”？

而且，清帝根本没有主动退位的意愿，若非袁世凯逼宫，他还打算继续赖着不走。溥仪甚至两次试图复辟，难道这能证明什么？如果说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后就立刻建立了北洋政府，那也并不完全准确。事实上，袁世凯是在清帝退位后，接受了民国国会选举，成为了大总统，而不是清朝任命的总统。

清朝根本没有资格和权力任命任何官职。随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南北合流。实际上，孙中山和袁世凯并不是让清廷“体面”，而是在清廷自己不愿体面的情况下，帮助其“体面”地退位，这才有了《逊位诏书》的诞生。

说是退位，实则是投降。《逊位诏书》不过是失败者的遮羞布罢了。

如果说遮羞布还可以拿出来炫耀，那么昭和天皇的《终战诏书》，无论是在格局还是气势上，都远远超过清帝的退位诏书。

昭和天皇在《终战诏书》中写道：“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他提到帝国臣民的康宁，强调世界和平的重要性，甚至提到为了保全民族，避免破坏人类文明，决定接受联合公告。尽管这段话从某种角度看是为了“安抚”国内外，实际上昭和天皇的心里明白，自己不过是为了避免灭国而投降罢了。

然而，无论是清帝的退位诏书，还是昭和天皇的终战诏书，实质上都是大势已去后的明哲保身之举，是失败者的“体面之举”，并不值得炫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