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1年，吴安良便开始担任王近山的警卫员，伴随他左右。随后，他逐渐晋升为警卫连长、营长以及参谋。长时间的朝夕相处中，吴安良心中对王近山这位首长，有着怎样的评价和感受呢？

1942年，王近山被任命为129师386旅旅长，同时兼任太岳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那时，吴安良担任司令部的警卫班长。正值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日本侵略者发起了大规模的“扫荡”行动，加上罕见的严重干旱，战士们的生活异常艰苦。

有一天，王近山开完会回来，带来了中共中央传达的12字方针：“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准备反攻”。为了保证物资储备，经过与几位领导的讨论，决定要求每名战士交出30斤晒干的野菜。此后，战士们只要有空闲时间，便四处挖掘野菜，连王近山也亲自参与其中。

作为警卫班长的吴安良劝说王近山：“首长，您日理万机，不必劳烦自己去挖了，我们警卫班的人多挖一点，帮您完成任务。”但王近山却坚持说：“我就是我，别人是别人，这怎么能一样呢？”

一次，一位团长来向王近山汇报工作，得知司令员亲自下地挖野菜，便被带到田间。团长表示：“战士们带点野菜给您就够了，何必亲自下场？”王近山听后脸色骤变，严厉批评道：“生产度荒是大事，领导怎能只让手下去做，而自己不带头？”这让那位团长羞愧地低下头。

不久的一次大会上，负责挖野菜的管理员郑重宣布：“我们的司令员和政委都亲自下地干活，有些参谋却不闻不问，难道他们的工作比首长还忙吗？”在王近山的带领下，机关的挖野菜任务提前完成。

除了挖野菜，每人还需完成三筐粪肥的积攒任务。那时粪肥主要是毛驴或骡子的粪便，大家都得早起抢着去拾，因为晚了就被别人抢光。王近山每天一大早便挎着筐子去拾粪，即便冬天寒冷，冻住的粪便也会用手一点一点抠起来，毫不含糊。

抗战进入中期，环境越发艰苦，有些同志对抗战前途产生了迷茫和悲观的情绪。一次会议上，指导员在警卫班中讲道：“同志们都是革命的本钱，以后还要带兵打仗。”吴安良却愤愤不平地说：“等轮到我们当干部的时候，恐怕人都死得差不多了！”

恰巧，王近山路过门外，听见这话停下脚步，问道：“安良，你刚才说什么？”吴安良低头不语。听完指导员的汇报后，王近山走进屋，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道：“你们只看到眼前的困难，却看不到胜利的曙光！如今的条件比起红军长征时期好了多少倍！”他肯定了指导员的讲话，强调未来大家都要成为干部，这不是个人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

王近山谈到自己当初参加革命时，是为了穷人翻身，从未想过当官做干部。后来革命需要，他也只能服从安排，担任干部。回忆自己从红军93师师长降级到八路军772团副团长的经历，曾感到面子受损，但作为共产党员，必须服从革命大局。

这番谈话给吴安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升任警卫连长，去见王近山时，首长打趣道：“连长大人，人都死得差不多了吧！”吴安良连忙检讨：“首长您还记得我以前说的落后话，那时我只是小孩子，不懂事！”再后来，吴安良当上营长，王近山又调侃：“营长大人，现在人死得更多了吧！”吴安良脸红心虚，只能连声道歉：“首长，我以后不说怪话了，您也别再提了，好吗？”从此，这事就成了两人之间的玩笑。

上党战役结束后，党中央决定从部分部队抽调干部去东北支援。386旅被指派组建一个团的骨干干部班子。由于386旅在战役中伤亡不少，且部队需扩编，干部部门不舍得放走精干人员。对此，王近山说：“不要有本位主义。”他和政委商议后，决定派出强有力的干部。

王近山召集一位主力团团长，要求他率先做好榜样。团长当即表示会选最优秀的干部。然而送来的名单中，有一名副营长的表现却不理想——执行任务不坚决，打击敌人总是敷衍了事。王近山当即要求团长退回此人：“我要的是能打胜仗的好干部，不是那种赶羊打狗的！”

事实上，王近山为支援兄弟部队输送了许多优秀干部，他总是以大局为重。有人感叹：“首长真大方。”王近山平静回应：“革命在发展，干部是我们的本钱，军队越强大，我越高兴！”

有一次发放副食品时，警卫班被司务长疏忽漏发，吴安良当场与指导员争吵。指导员解释说这是司务长的失误，保证以后注意。吴安良仍执拗地说：“不管怎样，总是漏我们。”争吵中他说了不少难听的话。

事后，王近山批评了他，吴安良不服气反驳：“我也是为了班里争东西嘛！”王近山问：“就为了这点小东西？把我的分给你们吃好了！”吴安良嘴里嘟囔着，王近山火冒三丈，差点要处分他，幸好指导员出面说情，才未处罚。

不久，王近山找吴安良谈话，严肃教育他：“对政工干部要尊重，不该吵架骂人。在张国焘路线时期，这样是要被枪毙的！”

多年跟随王近山，吴安良学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这些经历极大地帮助了他日后在军队中的职务晋升和思想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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