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陈伯达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虽然职位显赫，但陈伯达却对身边新来的工作人员李景如称呼自己“陈部长”感到有些不满。那么，这背后究竟有什么缘由呢？

李景如是被组织分配到陈伯达身边工作的，并非陈伯达亲自挑选的。由于对陈伯达的个人情况了解甚少，李景如只知道陈伯达是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因此，在初次见面时，他照惯例称呼陈伯达为“陈部长”。然而，当陈伯达听到李景如这样称呼自己时，他立刻皱了皱眉头，显得有些不高兴，随即纠正道：“我不喜欢‘部长’或者‘首长’这种称呼，我曾经做过教员，你以后就叫我‘陈教员’吧。”虽然李景如对此感到困惑，并不明白其中的深意，但还是按照陈伯达的要求，称呼他为“陈教员”，直到离开陈伯达身边。

1951年，陈伯达搬进了中南海居住。最初，他住在靠近丰泽园的勤政殿的一间小房子里，但不久之后，陈伯达又搬到了中海岸边的一组连体四合院里，这是一座更为宽敞的院落，位于最北端。初看之下，这个院落显得有些破旧，门柱上的漆皮已经剥落，屋顶的瓦片上还长着青苔。但尽管外观朴素，室内却已经安装了暖气和卫生间，设施相对齐全。而且，这个院子离毛主席住的丰泽园非常近，步行十几分钟就能到达，陈伯达对此非常满意。

陈伯达原名陈建相，字尚友，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的一个破落的秀才之家。在他的成长过程中，闽南话是他日常使用的语言，久而久之，他的讲话中带上了浓厚的闽南口音。比如，他在说话时常常会一边比划，一边说道：“急国急国（这个这个），痛不痛（懂不懂）？”表达感谢时，他则会说：“你是不杀（菩萨），你是不杀（菩萨）！”刚开始，李景如完全听不懂陈伯达的讲话，这让他感到非常困惑。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李景如才慢慢习惯了陈伯达的讲话方式，并了解了他的一些生活习惯。

对于陈伯达而言，工作和生活是密切相连的。他一直把毛主席视为至高无上的领导，只要毛主席有需要，他总是随时准备出现在毛主席面前。有一次，陈伯达突然接到通知后，立刻开始忙碌准备。然而，在出门时，他才意识到天气变冷，自己身上的衣服不够厚实，于是想要加上一件薄毛衣。李景如立即开始帮忙寻找这件毛衣，可越急越找不到。眼看时间紧迫，陈伯达便说了一句：“不找了，不找了。”于是急匆匆地走出了家门。李景如看到他如此匆忙，猜测他是要去毛主席那儿，便没再多想。

随后，李景如找到毛衣后，决定骑自行车将毛衣送到勤政殿，担心陈伯达受凉。到达勤政殿后，李景如按了电铃，一位工作人员开门后，他便询问是否能见到陈伯达。确认后，李景如将毛衣交给工作人员，并迅速返回。李景如并没有指望得到任何表扬，他只是出于对领导的关心和职责所在。然而，第二天，陈伯达却特意叫李景如过来，面色严肃地告诉他：“以后不要再往那里送东西，注意影响。”原来，陈伯达这样说，主要是考虑到毛主席对他有很高的评价，他不希望任何细节上的不当行为影响到自己在毛主席心中的形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景如逐渐理解了陈伯达的性格与工作习惯，也开始对陈伯达的家庭生活有了更多了解。陈伯达和夫人刘叔宴的用餐方式也有其独特之处——他们吃的是特灶，而其他家人和工作人员则共用大灶。李景如回忆道：“特灶的菜谱是前一晚送来的。最开始，陈伯达亲自点菜，后来由刘叔宴负责。”有一段时间，李景如逐渐熟悉了陈伯达和刘叔宴的口味，便承担了为他们点菜的责任，只有偶尔陈伯达或刘叔宴会提出一些特殊的要求。

在平时的用餐中，陈伯达偏爱海鲜，尤其是鱼、虾、螃蟹和海参，还喜欢清炖母鸡、肉丝炒米粉和青菜，唯一不吃的是黄鳝、辣味和大蒜。陈伯达也常常借机教育李景如，告诉他：“在我家工作，表面上是为我服务，实际上是为党服务。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只有得到领导信任的人，才有机会在我家工作。”李景如深受启发，心中逐渐树立了“为党服务”的理念，这也让他在工作中更加尽心尽力。

渐渐地，李景如理解了陈伯达让自己称呼他为“陈教员”的真正用意。原来，毛主席多次强调过自己一直是一个“教员”，并且非常喜欢别人称呼他为“教员”，他说：“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陈伯达深知毛主席一贯的立场，所以他让李景如叫他“陈教员”，也是为了与毛主席保持一致，表达对毛主席精神的认同和追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