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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的官制体系中，通常品级的高低与所拥有的权力是成正比的——级别越高，权力也越大；反之，级别低则权力有限。然而，世事难以绝对，有几个官职虽其品级在五品及以下，但实际掌握的权力却相当强大。

“六科”是对应京城六部的官员机构。到了明代，六科给事中成为人人争相争夺的“香饽饽”，因为根据大明的官制规定，六科给事中被赋予一项极为重要的法律特权——即“封驳权”。简单来说，皇帝及内阁下达的上谕、圣旨，只要六科给事中认为不妥，就有权将其退回重议。这赋予六科给事中在一定程度上制衡皇权的能力。

清朝初期，沿袭了明朝的制度，六科给事中依然承担着这样的职能。从职责分工上看，都察院与六科给事中同属监察机构，但二者属于不同衙门。都察院负责监督百官，而六科则主要监察皇帝，这在文献中被称为“科道”。雍正帝继位后，为加强中央集权，推行“科道合一”，将六科并入都察院，从此六科对皇权的制衡功能正式消失。

清代六科给事中的品级为正五品，虽然相比明代权力有所削弱，但他们依然掌控监察六部的重要权力。六部的各级官员，无论是尚书、侍郎，还是司官、主事，都时刻处于六科的监督之下，稍有不慎便可能遭到弹劾。

所谓“十五道”，是依据当时清朝划分的十五省而设的监察机构，掌印监察御史的品级为从五品，其职责与明代大致相同，主要是监督各省政务及京城和外地的文武官员。无论是大学士还是低级京官，若在工作中出现失误，或个人品行不端，便可能被监察御史弹劾。监察御史的职责之一就是打击“以下犯上”的行为。

明清两朝的监察御史普遍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位谋政”，若没有弹劾过一两个重量级官员，常被视为未尽职守。同样，高级官员也对监察御史心存忌惮。特别是明朝时期，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大堂官一旦被御史弹劾，按惯例往往需要主动递交辞呈，而皇帝通常都会批准。

尽管清代御史的权威不及明代那般强硬，但也不乏一些刚正不阿的御史。即使弹劾未必能获得皇帝批准，但对被弹劾者而言，往往影响深远，难以承受。此外，皇帝若意欲整肃某位大臣，往往会秘密指示御史上奏弹劾奏疏。康熙时期的明珠、乾隆时代的张廷玉、同治时期的恭亲王奕?等，都是在皇帝暗中授意下，由御史出面弹劾的典型例子。

刑部是国家最高的司法机构，掌管着生死大权。秋审作为刑部的最后一道关卡，案件一旦由负责秋审处的郎中定案，就基本进入了皇帝的最终裁决环节。正因为涉及人命关天，皇帝对秋审处郎中的人选极为慎重，通常选拔的是具有极强专业素养的官员。从乾隆以后，秋审处郎中的地位大幅提升，有时甚至超过了尚书和侍郎。

刑部因其特殊性质，任职要求极高。没有丰富的办案经验和深厚的法律知识，难以在刑部立足。刑部的堂官中，许多是由翰林院直接空降，他们多是暂时在刑部任职，皇帝另有重用计划。由于这些堂官法律功底不强，决策时必须依赖经验丰富的司官，尤其是秋审处的郎中和员外郎。

在晋升速度方面，秋审处郎中是最具优势的官职之一。很多情况下，他们不必循序渐进，能够一跃晋升至侍郎级别。在京师六部数百名正五品郎中中，秋审处郎中的含金量最高，堪称最具发展潜力的职位。

严格来说，学政并非正式官职，而是属于差遣性质，品级不固定，根据官员原有品级而定。学政的任职门槛很高，必须是进士出身，且一般从翰林院、六部中选拔，常担任编修、检讨或郎中、员外郎等职务，品级多在正五品到正七品之间。

清代各省教育系统独立成一套行政体系，学政是地方最高教育长官。总督、巡抚历来无权兼管教育，也不得干预学政具体事务。如果单论不受督抚约束就说学政权力大，显然过于简单。学政的重要性在于，他们到地方后能有限度地监督督抚的施政。

这一监督权大致从乾隆中期开始形成。皇帝钦定学政人选时，往往嘱咐他们关注地方政务，并赋予其上密折的权限。通过学政对督抚的监督，达到制衡地方权力的目的，避免督抚权势过大而难以管控。因此学政在官阶排序上，仅次于将军、总督、巡抚，高于布政使、按察使。

除上述四个官职外，清初还设有巡按御史、巡漕御史、巡盐御史等职务，这些职位品级虽不高，但手握实权。只是到了清中期，这些职务陆续被废止，故在此不作过多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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