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国民党著名的高级将领，属于晋系军队的一个重要人物。与山西的阎锡山等地方势力不同，傅作义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相对较弱，他并不是蒋介石亲信的嫡系，而是较为边缘的“杂牌”部队的代表。蒋介石一向倾向于提拔自己的亲信，几乎不重用像傅作义这样的“杂牌”军队。

那么，蒋介石为何最终决定提拔傅作义，并让他担任重职呢？1947年底，傅作义从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职务一跃成为华北“剿匪”总司令，负责统辖华北五省二市。蒋介石有他的深远考量——他希望借傅作义在华北的地位和影响力，来稳定华北战局，为自己争取更大的战略主动。

傅作义以其深思熟虑的指挥才能和英勇的部队闻名，而蒋介石对他的态度既充满警惕又有依赖。1948年2月，傅作义主持了华北“剿总”会议，讨论战局及部队部署。在会议中，傅作义明确提出作为总司令，他应有权调动所有军队进入战斗状态。然而，副司令兼北平警卫总司令陈继承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坚持“中央军的调动必须由我决定”，并以自己是“蒋介石派来的监军”为由，屡次挑战傅作义的权威。

傅作义对此十分不满，愤怒地多次向蒋介石提出辞职请求，但蒋介石始终不同意，并通过电报力劝他留下。最终，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蒋介石不得不做出妥协，撤掉了陈继承。这一事件只是傅作义与蒋介石矛盾的冰山一角，随着时间的推移，二人之间的分歧愈加明显，特别是在战局日益不利的情况下，矛盾愈发尖锐。

1948年10月，蒋介石飞抵北平，在华北总部召集军政高级干部开会，并高谈阔论关于国际局势的看法，试图借此提振士气。然而，傅作义从蒋介石的言辞中看出了一个明显的事实：蒋介石依赖美国，并非致力于实现中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傅作义内心充满了疑虑，整日困惑于是否该继续为国民党效力，他向参谋长不断提出一系列难以回答的问题：“和谈就是投降吗？我们过去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吗？”

1948年12月14日，东北野战军突破长城，围困华北的60万国民党守军。傅作义在中南海的居仁堂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后，便与亲信进行深谈，分析当前的困境。他对未来的选择明确表态：“唯一的出路是谈和。我们这样做是为了百万百姓的安危，是为了人民的福祉。即使有人骂我们为降将，视我们为叛徒，甚至把我们关进监狱，我们也要做好承担这些风险的准备。”他的言辞中流露出对北平未来的深切忧虑。

1948年11月4日，傅作义应蒋介石的召唤飞赴南京，参加紧急军事会议。蒋介石希望借傅作义的部队力挽狂澜，会议期间，蒋介石亲自接待了傅作义，并提出让其南撤，并将其部队调往福建，以便为未来的战略反攻做准备。然而，傅作义深知蒋介石此举的意图，他认为这是一种削弱他部队控制力的策略。于是，傅作义假意同意扩军，并提出在天津、塘沽一带修筑防御工事，准备与解放军展开决战。

但傅作义心知南京之行不安，便决定尽早返回北平。回到北平后，傅作义对蒋介石的信任彻底破灭，他意识到蒋介石已计划逃往台湾，而自己又对共产党并不熟悉，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于是，傅作义开始着手稳住蒋系部队，同时谋划着如何应对接下来的局势。

抗战期间，傅作义的长女傅冬菊被送往重庆上学，她在学校参与了革命活动，并与许多进步组织有所接触。傅冬菊的立场逐渐倾向共产党，这也在傅作义心中埋下了疑问。每次傅作义回重庆与女儿相聚时，傅冬菊常常提起一些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事。傅作义虽然沉默寡言，但这些言论让他对现状产生了深刻的反思。

傅冬菊在高中毕业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并加入了民先组织。后来，她来到天津工作，并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地下党的一员。当时，傅作义为保家人安全，将妻子和年幼的子女送往重庆，而傅冬菊则成为与他最为亲近的家人之一。1948年10月，傅冬菊从天津赶到北京，与地下党负责人黎志一同试图劝说傅作义考虑和谈，推动北平的和平解放。

傅冬菊劝导父亲，认为既然国民党已经失去民心，蒋介石又无法信任，为什么不考虑转向共产党？傅作义一开始非常震惊，坚决反对，但傅冬菊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指出共产党才是最能代表人民利益的力量。经过多次劝说，傅作义开始对傅冬菊的建议产生了动摇，决定尝试与中共接触，寻求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

此后，傅作义通过傅冬菊的帮助，秘密向中共传达了自己对蒋介石失望的态度，并希望能通过和谈与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在此过程中，傅作义的计划逐渐明朗，他希望借自己的部队和北平的地理优势与中共进行对话，争取一份平等的协议。然而，中共并未立刻回应，傅作义依然通过不同途径继续寻求与中共的接触，直到1948年11月18日，傅作义派出的代表与中共接触，开始了紧张而复杂的谈判过程。

虽然傅作义的和谈意图始终未能得到明确回应，但随着战局日益严峻，他意识到无法再拖延。1949年1月，解放军攻克了北平周边地区，傅作义最终决定通过和平起义的方式，避免北平被战火摧毁。通过这次和平起义，北平得以避免惨烈的战斗，而傅作义也正式投向了新中国的怀抱。

起义后，傅作义前往西柏坡，亲自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并正式成为新中国的一员，担任水利部部长，为新中国的水利建设做出了长期贡献。他的经历，既是个人的历史抉择，也反映了那个时代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复杂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