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张居正看上了于慎行，提起来像捧自家亲子，最后却落了个反目成仇。

一个拿权夺势，一个挺身而出。

世人说恩怨情仇，可这中间，到底谁成了救命恩人？

师生相知与“夺情”决裂

万历初年，张居正刚握权不久，改革搞得紧，皇帝年幼，大臣不服，朝堂动荡。

张居正急着找人用，挑来挑去，看中了个年轻人，叫于慎行。

二十四岁中进士，进翰林，一肚子学问，文章利落，性情稳重。张居正瞅得准，把他安进翰林院编修，又拉进《明会典》的修撰组。

那是朝廷最重的事之一，没信任不可能碰。

张居正在朝堂上说话不绕弯，公开夸：“若朝廷皆有慎行之风，国事何至于此？”

一句话，把于慎行抬到风口上。别人要爬十年，他一年走完。

张家门下，文官出身的，于慎行排前头。

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朝规明文写着，父丧三年，得辞官守制。

张居正不肯，理由是国事未完，自请“夺情”留任。这是踩着祖制玩政治，朝廷炸了锅。

文臣读的是儒书，讲礼讲孝，张居正是改革派，搞“夺情”这种事，谁站出来反对就是撕破脸，偏偏，于慎行站了出来。

那年，于慎行才三十，朝中名气不小。

他联络吴中行、赵志皋等几位清流之士，联名上疏，劝张居正守孝。

话说得不重，内容却直，张居正震怒，亲自问：“子吾所厚，亦为此耶？”

这是试探，也是警告。意思摆明：你是我提拔起来的人，现在也来拆台？结果，于慎行回得更绝：“正以公见厚故耳。”

张居正没再多说。当天起，于慎行请病告归，去了老家谷城。三年没露面。

这一下，恩变仇，提携变质疑。朝中流传张居正记恨他，虽然没贬职，但很多事从此绕开了。

这个“夺情”，成了两人命运的分水岭。

张居正身后清算与于慎行的救赎

1582年，张居正病倒在家，几日后去世。刚咽气没多久，万历就翻脸。

皇帝长大了，不想受人管，张居正压他十年，心头积了火，死后第一件事，便是清算。

革职查办，削藩废法，抄家灭门，雷霆万钧。刑部右侍郎丘橓带着圣旨，进了张府。

张家金银器皿全被搬空，账本、书信一卷卷封存，儿子张敬修遭严刑拷打，不堪受辱，自缢身亡。

消息传得飞快。朝中人要么闭嘴，要么冷笑。没人替张居正出声，连旧日门生都装聋作哑。

这时候，于慎行出手了。

重回朝中，他一封信送给丘橓，话写得平，却句句藏锋。“居正母老，诸子覆巢之下，颠沛可伤，宜推明主帷盖恩。”

不止如此，还另写奏疏，直接递进皇宫，字里行间全是提点。

张居正功过自有后人评说，“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这不是帮他说话，是给皇帝找台阶下。

万历心里明白，张居正虽跋扈，国有今日，少不了他的力。杀子毁宅，算了；株连全族，难看。

最后，张家保住了，老太太没被迁出，存下百口性命，还赐水田百顷。

丘橓放缓手脚，万历不再追查，风声也渐停。

朝里不少人惊了。于慎行不是反过张居正？怎么转头救他家人？

这账得翻到“夺情”前。那年两人翻脸，是因礼制分歧，不是私仇。

于慎行为礼直言，不代表背恩。张居正再有错，死后人命仍要救，他不动口头情，不讲旧日亲疏，一封奏疏救了一族人。

这个世道，能站出来劝你守孝，也能站出来保你母亲不流落街头的人，算真君子。

经济改革与明朝兴衰预言

于慎行复出后，职务节节上升，兵部右侍郎、礼部尚书，一路做上去。

可这人做官少说话，动笔却敢写。万历年间，国库吃紧，朝廷为省银子，出了一道道“禁奢令”。

民间穿丝戴金的，全归了不守节俭；酒楼茶馆一片冷清，行商走贩也难得喘气。

于慎行不认这套，写奏疏反对，话讲得直接：“节用，当在朝中，不在民间。”他提议取消多余禁令，不查民俗，不逼百姓。

他不信官能替百姓省银子，只信百姓自己能做主。

“藏富于贾”这话，就是他提出来的。

意思很简单：商贾的钱不能怕它多，得让它流通。朝廷收税收银，可市场才出效益。若一味死控民间财富，钱不会跑，日子也难过。

这年头谁敢说这种话？商人被踩了几百年，怎么能成富国之本？可他敢写，也敢往皇帝桌上送。

不少人拿这观点和后来的罗斯福“以工代赈”比，虽隔几百年，意思却搭。活经济，拉内需，稳人心。

写政务归写政务，他还有一大本自家笔记，叫《谷山笔麈》。

这书不像奏章，记得琐碎，记得真。家乡干旱，农人翻地翻到吐血；江南市镇货卖不掉，商户扛债逃走；运粮路上遇贪官，百姓啃树皮过年。

他写得不华丽，句句砸地。

有一段，写得最狠：“朝廷不从商业收税，必转嫁农民。”话里藏着刀。

税收要来，钱不从商人来，那就只有种田人扛。

这预言后来应了。万历年后期，军费开销不断，白银流失，商税收不上来，只能加重田赋。

东南饥荒，西北流民成群，最终明朝崩于基层。

他早看出来，却没机会改。

晚年著书与政治生涯终结

到了晚年，于慎行几次被贬，几次又被召回。三上三下，官帽戴戴摘摘，心也淡了。

他不再求仕，回到谷城老家，闭门读书写稿。每日清晨烧茶开卷，夜里借灯抄写。

几年下来，写出两本重头书：一本是《读史漫录》，一本是《谷城山馆事宜》。

《读史漫录》是杂记，却不乱。专挑史书漏洞、朝政秘闻、典章旧制，一件件翻出来讲。字里没有阿谀，没有仇怨，只讲因果。

《谷城山馆事宜》则更生活。柴米油盐，地方赋税，药引酒方，连乡下花生几文一斤都记得清楚。后世说它是“晚明生活全书”，不是夸张。

他没写自己，字里却都带着那人影子。

写朝堂风波，透着清醒；写民间饥寒，带着悲悯。张居正那一段，他只一笔带过：“昔年友人，计深权重，终殁名薄。”

1607年，病卧床榻。弥留之际，左右问他有什么话交代。

他只说：“吾不能报国，然而争不为长。”

年轻时，敢上奏直谏；中年时，替仇人求情；晚年后，不问官场，笔耕不辍。

一生虽几经波折，却守住了“慎行”二字。

朝中人多有污名，他身后却少人指责，史家称他“有明一代之完人”，不是虚词。

官场上他做过人臣最难的事——直面师恩与礼法冲突；人情上他做过最重的一件事——救回敌人一门老小；笔下他说了最敢说的话——批天子，议商税，点时弊。

张居正死得重，却也死得不孤。

百年后，朝中重修国史，张家功绩被记入《明史》，多亏一个人当年不计前嫌。

这个人，姓于，名慎行。

参考资料：

1. 《明史·张居正传》，中华书局，1974年

2.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华书局，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