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富强与崛起，为什么后人只记得商鞅，而不记得李悝呢？

提到魏国的崛起，大家常常会提到商鞅的变法，但相比商鞅的广为人知，作为魏国变法主导者之一的李悝，似乎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声誉。为什么会有这种差距？

在谈到魏国崛起的历史时，有三个人不可忽视，他们分别是乐羊、吴起和西门豹。这三人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历史贡献，他们的事迹才是魏国崛起过程中真正的关键人物。

这时，有人可能会产生疑问：魏国的强大不是李悝变法的结果吗？那么，为什么我们提到魏国崛起时，反而不是首先提到李悝呢？

这种看法显然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变法的核心在于执行。李悝确实为魏国变法奠定了基础，他编写了名为《法经》的变法大纲，提出了改革的总纲领。如果一定要说李悝是魏国强盛的起点，我也不反对，但他绝非是变法中最为关键的人物。

因为李悝的工作更像是搭建了改革的框架，却没有为其填充上具体的执行力和细节。而这项艰巨的任务，正是由其他三位人物完成的。换句话说，李悝虽然是变法的推动者，但真正能让魏国崛起的，是乐羊、吴起和西门豹，他们负责了改革的落地与执行。

首先，魏文侯派乐羊攻打中山国时，有人曾提出异议，称乐羊的儿子正好在中山国，担心他会为了家族利益而徇私。中山国的国君也抓住了这个漏洞，将乐羊的儿子绑上城楼威胁他，如果乐羊不撤兵，就杀了他的儿子。然而，乐羊不仅毫不妥协，反而冷静回应：“如果你真要杀了我儿子，记得分点肉给我，我饿了。”最终，中山国的国君愣住了，甚至在听到乐羊吃儿子肉的事后，觉得自己已无生路，最终选择自杀。中山国因此灭亡。

接着是吴起，吴起原先是鲁国的大臣，但因得不到重用，他选择投奔魏国。魏文侯对吴起非常看重，尽管有些人指出他性格冷酷无情。毕竟当初齐国攻打鲁国时，吴起提出亲自带兵，但因为鲁国大臣们怀疑他会背叛，因为他的妻子正是齐国人。鲁国国君一度犹豫，但最终决定撤回任命，令吴起愤怒至极。于是，吴起亲手杀掉了自己的妻子，以此证明自己对国家忠诚。此举让鲁国上下惊恐万分，认为此人极为冷酷，不可信任。于是，吴起便来到了魏国，并被魏文侯任用。魏文侯的果敢决定，最终造就了魏国名扬四海的“魏武卒”，也让魏国牢牢压制住了强大的秦国。

最后是西门豹，魏文侯派他去治理邺城的水患。当地的士绅与神棍一直宣称，水灾的原因是河伯青春期未婚，需要人类献祭美女来平息洪水。这一荒诞的说法竟然被他们用来获取利益。西门豹一到邺城，便果断处理了这些神棍与士绅，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扔进了河里。他告诉他们，以后献美女不是给河伯，而是给你们这些祸害百姓的人。接着，他依照实际情况开渠疏导，彻底解决了水灾问题。

乐羊、吴起和西门豹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具备极大胆略与执行力的能人，且极为狠辣。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确认吴起杀妻的事情，但他显然是个极具能力的人，具备深厚的政治手腕与军事才能。而乐羊和西门豹的事迹更是广为流传，历史对于他们的评价也毫不模糊。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要想巩固改革成果，单凭能人的执行力并不够。比如在五胡十六国时期，慕容恪几乎堪称完美的能臣，但由于性格过于柔和，最终未能有效巩固改革成果；而即便是明朝的朱棣，初时任用过一个叫陈瑛的狠人，专门铲除不服朱棣的大臣，但由于陈瑛仅擅长破坏而不懂建设，最终朱棣还是将其替换掉，选用了更有能力的纪纲。

回到魏国变法，商鞅的改革为何如此成功，而李悝的名字却鲜为人知？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魏文侯与秦孝公的环境不同。秦国在商鞅变法时，面临着复杂的内外局势，权力斗争异常激烈，商鞅的存在几乎是秦国改革的唯一选择。而魏国的改革则少了许多内斗的阻碍，魏文侯能够迅速发现和使用能人，把变法的执行交给乐羊、吴起和西门豹等人。

李悝与商鞅在能力上并无差距，甚至李悝在边疆的治理经验和军事能力都非常出色。但魏国不像秦国那样复杂，变法的执行工作早已有人接手，李悝更多的是作为幕后支持者，帮助魏文侯理清局势。因此，尽管李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但真正能让魏国崛起的，却是那些能人执行者。

简而言之，李悝的作用更像是商鞅背后的“智囊”，而魏文侯的明智决策让一切变法得以顺利实施。商鞅的成功依赖于他的亲自执行和权力支持，而李悝更多地是为魏国的变法提供了思路与政策框架，具体执行的任务则交给了其他更具胆略和行动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