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期间，慈禧没有选择逃离，而是号召全国人民坚持抵抗，发起一场持久战，那会发生什么样的历史转折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设想可能有些过于理想化，尤其是在考虑到当时清朝统治者的内心世界和历史背景时。今天人们提出这种假设，往往基于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怀，但如果真要期望清朝统治者，特别是以慈禧为代表的满清政权，能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去解决问题，显然是不切实际的。那时的清朝仍处于封建时代，远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在清朝的社会结构中，国家的主权并不属于全体国民，而是属于那个自称“天命所归”的皇帝。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中，虽然多次更换了王朝，无论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甚至是满洲，国君不断更迭，但有一个事实始终没有改变：在封建社会中，普通百姓在国家的构成中只是一种被统治的、抽象的存在。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并不像现代国家公民与国家的关系那样，能够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最常见的方式是百姓在被征收税款、捐款时感知到国家的权威，而他们唯一的义务就是照章纳税，根本不涉及国家的政治事务。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割让香港、甲午战争后割让台湾，是否曾顾及过民众的意愿？显然，国家主权和民意在清朝并不挂钩，这也正是封建国家的典型特征：民众没有权利，只有义务。

因此，在清朝的统治下，民众并没有真正的国家认同感。尤其是清军入关后，实行的剃发易服政策深深伤害了汉族人民的民族情感，造成了长久的民族矛盾。清政府对普通民众的态度一直充满怀疑和敌意，甚至不敢放手让他们成为抗战的主力。因为一旦民众掌握了武器，他们可能反过来威胁到统治者的权力。因此，清政府的目光始终聚焦在维护自己的江山稳固上，而不是从民族或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去发动一场全民抗敌的战争。

尤其在戊戌变法时期，顽固派的言论“保中国不保大清”一语道破了清朝统治者的根本心态。在他们眼中，国家不属于全体人民，而是他们的私有财产，百姓不过是他们的奴隶。所以，慈禧能接受洋人占领部分领土，能够和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只要这些条件不威胁到她的统治位置和权力。她曾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向外国求援，出卖了国家主权。这足以说明，清朝的统治者并没有任何现代国家应有的民族认同和责任感。

要想动员全国人民起来勤王，首先必须给民众武器。但清朝担心的是，拿起武器的民众可能不仅仅是用来抗敌，他们更有可能会反抗清朝统治，甚至会造反推翻政权。面对民众可能引发的叛乱，清政府自然不敢完全信任他们。由于清政府认为民众的暴力举动可能威胁到自身的统治，所以它宁愿依赖外部的洋人，也不愿依靠百姓的力量。

而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即使清政府愿意调动民众或军队来抗敌，也存在严重的困难。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地方督抚的势力在镇压太平天国后逐渐壮大，清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当八国联军入侵时，南方的多个省份实际上与北方的战争并无太大关系，导致清朝只能依靠来自北京、天津及华北的少量部队来与八国联军作战。此时的清朝军队已经丧失了战斗力，传统的八旗军、绿营军几乎不堪使用。面对日益现代化的敌人，清朝的军队并没有有效的抵抗能力，反而往往在战场上崩溃。

清军的指挥体制混乱，后勤保障薄弱，军队中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很多部队名义上存在，但实际上并没有兵员，士兵对新式武器的使用也不熟悉。虽然清朝曾装备了一些新式武器，但这些军队依然沿用着老旧的军事制度，很多士兵甚至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训练。像武卫军这样的部队虽然学习了西方的一些军事训练方法，但由于体制的限制，士兵们并未真正掌握其精髓。这支战斗力薄弱的军队，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列强军队，几乎在开战前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即便中国这片土地足够辽阔，能够容纳大量的人民来抵抗侵略，但清朝并未能把这些民众的力量有效组织起来。慈禧的“宣战”更多的是出于个人权力的保护，而非民族气节的体现。她被一些假情报误导，误以为列强要求她交出权力，于是急于展现出强硬姿态。可是，真正捍卫的并非国家尊严，而是她对政权的控制。当八国联军逼近北京，慈禧便毫不犹豫地选择撤退，把责任推给了义和团，迅速与列强达成停战协议。至于那些损失惨重的赔款，更是将清朝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总之，慈禧和清朝统治者并没有足够的决心、能力和意识来发动民众，进行一场与外敌的持久抗争。清朝的统治结构、社会矛盾以及民众的觉悟，注定了它无法成为一支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抗敌力量。在那个时代，所谓的“全民抗战”对清朝来说，几乎是一种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