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互保，指的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东南地区的几位汉族封疆大吏，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等人联合策划的一个事件。他们拒绝执行慈禧下达的北上勤王的命令，并与外国列强秘密签订了互不侵犯的和平协议。这一事件的发生标志着清朝地方势力与中央政权的对立，形成了自清初三藩之乱以来，东南各省第二次大规模公开与满清政府对抗的局面。

与三藩之乱的情况不同，东南互保的发生是在慈禧失去面子之后，中央的权力逐渐衰弱，而地方势力的崛起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政治基础。从1644年清朝入关后，清朝便沿用了明朝时期的地方行政体制，以总督和巡抚为核心，同时贯彻“以满治汉”的治国理念，尤其是在康雍乾三代时期，地方督抚多由满洲人担任，汉人占据的职位极为稀少。

进入清朝中期，国家政策逐渐从扩张转向治理内政，汉族官员开始担任越来越多的地方职务。然而，在满清政权的控制下，各省的督抚在军事、政治、财政等方面始终受到中央直接管理，这使得地方上的督抚无论是拥有军权还是人事权，都完全听命于朝廷。直至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满洲的八旗和绿营军腐化，失去了作战能力，清廷无奈只能让地方官员自主组织军队来应对局势。

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像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等地方力量取代了满洲的八旗，成为清朝的主要军事力量。由于这些军队并非专业化军队，而是地方督抚自行招募的，这些军队的归属由督抚掌控，而非中央的兵部。到19世纪90年代，清朝的海防、关防和内地防务基本都掌握在汉族地方督抚手中，“枪杆子”早已从满洲的中央政府转移到了地方汉族督抚的手里。

19世纪60至7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财政紧张的满洲政府无法自筹资金进行建设，因此地方督抚被允许自己筹款。此外，地方督抚还拥有了征收部分关税、田赋和厘金的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督抚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军权、财权和人事权，逐渐形成了像一方诸侯般的局面。

这种汉族督抚权力的增长，引发了满清统治集团的恐慌。为防止地方势力进一步膨胀，清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削弱汉族督抚的权力，包括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制造内部矛盾。然而，东南地方的局势已变得难以控制，清廷的收权尝试遭遇了强烈反弹。最著名的例子是1870年的刺马案，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光天化日下被湘军暗杀，标志着清廷被迫默许汉族督抚对东南地区的掌控。

随着时间推移，东南地区的汉族督抚几乎完全接管了与西方列强相关的内政外交事务，清廷不仅未能收回权力，反而更多的权力流向了地方督抚手中。这一切为东南互保的发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他们口号是“扶清灭洋”，并对西方的教会和企业进行攻击。慈禧因记恨西方列强在戊戌变法中的干预，决定默许义和团的行动，并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运动蔓延至京畿地区，导致1900年5月，八国联军爆发侵华战争。慈禧在面对外敌时的妥协态度，给她的政策增添了更多私人情绪。

在满洲守旧派大臣的支持下，慈禧于6月21日向包括大英帝国、美国、法国、德国、俄国等在内的11个国家宣战，并通过电报局发布命令，要求各地督抚北上勤王。此时，东南各省的汉族督抚在面对这种情况时，表现出了与中央政权的强烈对立，其中盛宣怀便是关键人物。

盛宣怀，本是一名商人，在李鸿章的推荐下成为全国电报局总办。当接到慈禧的宣战命令时，他震惊不已。盛宣怀担心如果各省都执行该命令，战争将进一步扩大。因此，他指示电报局扣留宣战诏书，只让各地督抚自行决定是否执行。在此期间，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人早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与盛宣怀商议，决定采取行动，确保东南的稳定。

盛宣怀通过与驻上海的外国领事接触，明确表示东南地区将不参与战争，并保障外国公民在东南的生命财产安全。此后，越来越多的督抚加入了东南互保，包括许应骙、袁世凯、刘树棠等人，东南互保的范围从东南扩展到中南、西南乃至黄河流域，几乎涵盖了半个中国的领土。

然而，尽管东南督抚与列强达成协议，八国联军依然攻占了北京，慈禧也被迫携带光绪帝西逃，清朝中央政权的威严大打折扣，慈禧的颜面尽失。更为致命的是，东南督抚对中央的违抗开始变得公然，军阀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进入20世纪后，随着李鸿章、刘坤一等东南重臣的去世，清廷失去了重要的调和政治力量，导致北洋势力的崛起，最终由袁世凯领导的北洋政府取代了清朝的统治，开启了民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