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官，或称“谏官”，在明朝的政治体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六科给事中与御史共同组成了言官的核心机构，其中六科由专责官员负责，而都察院则集中于监督和弹劾。朱元璋吸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十分注重言官的作用，并赋予他们广泛的职权。他鼓励言官忠诚于国家、关心百姓，并敢于直言不讳，因此，言官被赋予了不少权力。

首先，言官的最重要职权之一便是言谏权。言谏就是对皇帝的过错提出批评和纠正。明朝初期，朱元璋便特别重视言官，给了他们极大的权力，并且鼓励他们直言进谏。永乐时期，明确规定：“拾遗补过，近侍之职。亦当直谏，勿有所回避”。而在宣德时期，皇帝也提到：“朝廷设立给事中，就是为了收纳皇帝的命令，审查奏章，纠正朝政缺失，指出百姓疾苦”。言官在这样的鼓励下，恪尽职守，毫不回避，在朝堂上积极发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然而，言官的作用并非总是顺风顺水。嘉靖即位初期，由于其身份问题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大礼仪”，在这场数年的君臣斗争中，言官一直站在斗争的前线。尽管最后嘉靖获胜，但言官在这期间的参与也彰显了他们在政坛上的影响力。之后，万历十五年，朱翊钧因宠爱贵妃欲立三子朱常洵为太子，这一做法显然违背了祖制，受到了众多大臣的强烈反对。于是展开了长达15年的国本之争，尽管很多因提议立皇长子为太子的言官遭受惩罚，但言官们依旧坚持不懈，最终促使万历帝向他们屈服。

其次，言官的另一项权力是弹劾权。六科给事中与御史各自承担不同的弹劾职责，前者主要针对百官的不法行为，后者则专门弹劾贪污腐败的官员。永乐时期，明确规定六科给事中有弹劾的权力：“凡两京大臣有不职者，俱可劾奏”。明朝统治者对六科的弹劾权十分重视，成化年间，宦官汪直通过西厂残害忠良，许多正直的官员因此受害。面对这种情况，言官们毫不犹豫地上书皇帝，揭露汪直的罪行，最终导致汪直被罢免，其党羽也被清除。

在嘉靖时期，严嵩凭借高明的言辞和讨好皇帝的方式，深得嘉靖帝宠爱，掌握了大量的权力。嘉靖长期隐居西苑，不理朝政，几乎所有的大臣奏章都必须经过严嵩的审阅。由于严嵩的专横跋扈，御史杨继盛在嘉靖三十二年不顾家人反对，上书弹劾严嵩的五大罪行，但反而被诬陷入狱，并在天牢中遭受了长达两年的折磨后丧命。尽管如此，言官们不畏权势，继续提出弹劾，最终在嘉靖四十一年，严嵩被罢职，家产被没收，甚至连儿子也被判处死刑。

言官的封驳权是另一项重要的职权。《大明会典》明确规定，所有的奏疏必须先经过六科给事中的审查，若发现错误，可以进行驳回和纠正。封驳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对皇帝的敕令进行审查，若发现不妥之处，可以退回；二是对大臣所奏的奏章提出修改意见。洪武帝曾评价六科给事中：“朕国事繁忙，事务繁杂，不可事事周全，若有所疏漏，则损害过多，尔等要尽心封驳，诸事自无不当”。尽管在明朝封建专制体制下，六科给事中的封驳权逐渐趋向于单纯的“驳”，但这一职能依旧对维护朝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及时纠正了许多朝政失误。

明朝的廷推权也是其独创的一项制度。所有高级官员的任命都需经过吏部会同三品以上的官员进行廷推，六科也要参与其中，这表明六科给事中的官员虽然职位较低，但在高级官员的任命过程中却起到了关键作用，保障了权力之间的制衡。

此外，明朝的考课权也是言官职权中的重要一环。言官对官员进行定期的考核，考察内容包括官员的政绩和德行，进而决定其升职或降职。京官每六年进行一次考核，地方官员每三年考察一次，若发现考核过程中存在遗漏，言官还可提出纠正意见。

除了以上职权，明朝言官还拥有司法监察权和巡历权。可以看出，明朝的言官制度无论在职权范围还是在实际执行中，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作为皇帝的耳目，言官犹如一把利刃，在维护朝廷政权、整肃贪污腐败以及平衡社会各阶层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