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结束后，大唐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藩镇割据时期。虽然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乱失败给节度使们敲响了警钟，促使他们不再心怀对皇位的觊觎，但藩镇内部存在的两个致命弱点，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藩镇的扩张能力，从而为大唐帝国内部的稳定与和平创造了条件。

藩镇的致命弱点之一：节度使之位的正统性和合法性

从表面来看，藩镇处于完全自治的状态，特别是以东北部的幽州、魏博、成德等镇为代表，节度使的继任几乎完全由内部决定。当老节度使去世后，藩镇内部通常会推举出新的人选，然后朝廷象征性地发出诏书加以确认。此时，大唐朝廷看似对藩镇内部的权力交接并没有太多主动权。然而，两个关键因素使得朝廷的诏书确认变得至关重要，从而迫使藩镇在许多情况下做出妥协，以确保节度使之位的正统性和合法性。

第一个原因是藩镇内部民众的支持。虽然节度使的民众和基层官员通常都忠诚于节度使，但大唐百余年的统治早已在百姓心中根深蒂固。在民众的眼中，朝廷始终代表着正统与合法性。如果新任节度使未得到朝廷的正式确认，那他就容易被视为非法篡位者。这个问题深深影响了藩镇的稳定性，节度使往往迫切需要朝廷的认可来获得名分。

第二个原因是周边藩镇的外部压力。虽然割据的藩镇与朝廷处于对立的状态，但藩镇之间，尤其是接壤的藩镇，往往存在激烈的竞争和冲突。如果周边的藩镇节度使都得到了朝廷的确认，那么没有获得确认的节度使就会面临名誉和道义上的压力，甚至可能成为其他藩镇借此发动攻击的借口。

例如，812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突然暴死，继任者是年仅11岁的儿子田怀谏，实权则落入家仆蒋士则手中。蒋士则为人严酷，经常随意更换将领，引起了军中的不满和哗变。最终，田弘正（田季安的堂侄）被推举为新节度使。然而，由于田弘正继位不正，内部形势极为动荡，他急于得到朝廷的正式认可，而大唐朝廷则有意拖延处理。最后，田弘正不得不承诺与朝廷恢复正常关系，按照朝廷命令行事，并定期缴纳赋税，以此换取朝廷的诏书确认。尽管魏博依旧保持着自治状态，田弘正却因此能够在大多数情况下遵照朝廷政令行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朝廷的威信。

藩镇的致命弱点之二：节度使控制藩镇的能力

藩镇割据的核心是军队。节度使往往依赖亲信与家族成员来维持对军队的控制。具体来说，最亲近的部队包括族人和亲信将领、名义上的养子亲军（如安禄山的养子亲军多达8000人）、牙内军、牙军和地方团练等。由于藩镇内部的权力斗争频繁，节度使通常将最精锐的部队安置在自己的驻地，并确保各将领手中的军权保持平衡，避免出现某个将领权力过大，从而威胁到节度使本人的地位。

但无论节度使如何努力保持平衡，继任者能否掌控局势始终存在不确定性。节度使之位并不像帝位那样有一套严格的继承制度，而是依靠武力继位。因此，若继任者被军方视为软弱无能，便很容易被其他将领篡位。这种权力斗争往往导致藩镇内部的不稳定，节度使难以保证自己的继任者能够稳固控制藩镇，进一步削弱了藩镇的力量。

这两个致命弱点，间接地影响了节度使们对朝廷的态度。为了避免与朝廷发生公开冲突，藩镇往往采取妥协的策略，通过与朝廷进行讨价还价来解决矛盾，而不是直接诉诸武力。这样一来，尽管藩镇表面上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力，实际上，它们依然受到大唐朝廷的制约，保持了某种程度的内部联系与合作，进而促进了大唐的内政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