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学家王称在其《东都事略》中记录了这样一则故事：

有一次，宋太宗赵光义突然兴致勃勃地向在场的大臣们提问：“你们觉得我与唐太宗相比，谁更为卓越？”众大臣听后纷纷拍马屁：“陛下您简直就是现代版的尧舜，唐太宗与您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然而，这时李昉却沉默不语，没有作出任何回应。等到气氛稍显平静时，李昉才缓缓开口，用一句白居易的诗来回应：“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这一话一出，众人都愣住了：在这种需要拍马屁的场合，李昉为何突然引用诗句呢？而且，还是如此严肃的诗句？

原来，白居易在《七德舞－美拨乱，陈王业也》一文中提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唐太宗在武德九年放走了三千宫女，给予她们自由婚嫁的机会；另一个是在贞观六年，唐太宗让400名死刑犯回家过年，并约定节后归来接受审判。

宋太宗赵光义听后便明白了，李昉其实是在婉转地指出，他比不上唐太宗那样仁爱宽厚。可惜他不能当众发火，否则更会显得自己“仁德不足”。于是，他只能含笑拱手道：“看来我确实比不上唐太宗啊。”

这件事也引发了不少的思考：为什么唐太宗会突然决定放400名死刑犯回家过年？难道他不担心这些人逃走后，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吗？这些死刑犯最终又是怎样的命运呢？他们是否如期回到监狱接受惩罚？

在1984年，唐史学会会长胡如雷在《李世民传》中提到唐太宗放走死囚的事，评价它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奇迹，但这也只能看作是公正法治的体现。”

李世民决定放这些死刑犯回家过年，发生在贞观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那年，李世民亲自审查了大量重刑犯的案卷，目的就是要确保没有冤屈。唐朝在处理死刑案件时有严格的程序，每年秋冬是审判的高峰期，皇帝和大臣们在行刑前会定期复审案件，以确保公正。每年冬至，朝廷都会进行大赦，皇帝会亲自祭天，并宣布恩赦。

李世民在审问死刑犯时，气氛异常凝重。囚犯们脸色苍白，眼中透露出绝望。尽管知道自己罪行严重，面临的或许是生命的尽头，但他们仍然怀着一种渴望，那就是在死之前能够回家见一见亲人，过一个团圆年。

李世民看在眼里，心生怜悯。他深知这些囚犯也是人，背后有家人，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渴望回家团聚。他终于打破了沉默，温和地开口：“我知道你们都有亲人，都渴望在春节时回家看看。朕决定给你们一个机会，允许你们回家过年，和家人团聚。你们要珍惜这个机会。”

囚犯们听后，目光中闪烁着泪光。有人低声啜泣，有人默默点头。李世民继续说：“不过，你们必须保证，年后要如约归来，接受应得的惩罚。这是朕对你们家人的恩赐，也是我对你们的信任。”

但有人提出疑问：“皇上，这样做有风险，万一他们逃走呢？”李世民淡然一笑：“朕相信人性，如果他们信守承诺，按时归来，说明他们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如果选择逃跑，那只能说明他们罪该万死。”

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年，所有的390名死囚按约定准时回到监狱，令人震惊的是，他们没有一人逃跑，全部按时回到官府。这一幕令李世民深感震撼，他看到这些人对法律的尊重和对承诺的坚守，决定赦免他们的罪行，给予他们重新做人机会。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也有些难以理解。李世民放走这些囚犯，看似是宽仁施恩，实际上也暗藏了更深的动机。尤其是放走了390名死刑犯这样的极端案例，如何可能如此轻易地让这些曾犯大罪的人遵守诺言？

对此，我感到疑惑。毕竟，释放的这些死刑犯中，有没有一些并非罪有应得的人？这些囚犯是否完全出于自愿归来，还是有其他背后的安排？或许李世民早就和他们达成了某种协议，只要配合演出，承诺按时归来，便能获得重新开始的机会。

在这一过程中，李世民不仅仅是释放囚犯，更多的是通过这场“表演”，加强自己在百姓中的形象，彰显自己的仁德与宽容。但问题是，放走这么多死刑犯，难道他不怕因此对社会治安带来不良影响吗？显然，李世民的做法背后，必然有更深层次的动机。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事件的背后，除了李世民的执政理念和政治方略，还反映了唐朝时期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历史的每一个事件，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紧密相连，我们不能仅从个别事件的表面去看待它们，而应从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去深入分析和理解其深层次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