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29日黎明时分，冀南军区骑兵团在兀兰屯地区驻扎时突然发现，位于西南方的郑家屯正涌现出一大批日军兵力。这显然是一场敌军对八路军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

不过，令人疑惑的是，以往日军发起扫荡时，冀南根据地总能提前察觉并做好防备，而这次，敌人的突然袭击似乎毫无征兆，完全出乎意料。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骑兵团团长曾玉良和政委况玉纯没有多做思考，立刻召开会议商讨突围方案。会议中，曾玉良提出了一个应对计划：“敌军尚未完全合围，我们骑兵团具有机动性，若向北突围，从东北与西北方向的敌军交界处突破围困，应该能迅速脱险。”

尽管曾玉良的计划看似可行，但政委况玉纯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敌人此次来势汹汹，且准备工作十分严密，显然不是小规模的扫荡。单纯依靠骑兵团的突围虽能确保自保，但冀南军区的机关、周围的其他部队该如何处理呢？况玉纯建议，应先与军区机关汇合，再一起组织突围。

这一提议，尽管当时没人预见到，但也正是这种集结与配合的决定，最终挽救了冀南军区的命运。

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随着正面战场逐渐僵持不下，日军加强了对八路军敌后根据地的扫荡。八路军凭借游击战的优势，多次打击敌人，使日军的扫荡行动屡屡失败。在多次与敌人交手中，八路军总结出了扫荡的规律，通常会通过各种渠道提前获知敌人的动向，进而制定应对方案。长时间的游击战术使得大部分八路军指战员对扫荡习以为常，警惕性有所下降，甚至在与敌占区接壤的地区也开始放松警惕。

1942年四五月间，正值华北农忙时节，八路军依旧履行帮助当地百姓劳作的传统，身着军装对日军的威胁漠不关心。同一时期，冀南军区及多个机关单位的驻地正位于河北省故城县郑家口西南的兀兰屯，然而这个地区距离日军的阵地郑兰屯过近，稍后又被迫迁移至山东武城县的武官寨。

由于过度麻痹大意，冀南军区一度忽视了潜在的威胁。经过几年的游击战斗，日军渐渐找出了对策。1942年初，日军就开始筹划对冀南根据地发起大规模扫荡，并制订了《关于肃正作战计划实施纲要》。按照这一计划，日军改变了以往分散兵力的做法，改为集中兵力远离根据地，快速穿越层层封锁线直抵预定的包围圈，一旦敌军抵达，八路军将陷入困境。

同时，在这一计划的支持下，日军将扫荡时间定在1942年4月下旬，目的是在彻底消灭冀南的抗日力量后，再配合即将在华北其他地区发动的大扫荡。巧合的是，冀南军区及相关机关当时正驻扎在故城县南部附近，驻武城县的汉奸吴寄朴得知这一计划后，迅速将情报传递给驻德州的日军。日军随即采取了严密保密措施，并计划以最快速度向冀南地区推进。

然而，冀南军区对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扫荡毫无预警。就在1942年4月28日晚，日军已开始出动，直到次日凌晨才得知情况。这时，冀南军区未做立即反应，误认为敌人只是一次普通的扫荡行动，未意识到这一切的严峻性。与此同时，冀南军区外围的19团和21团已与敌军展开交火，由于敌人兵力过于强大，冀南军区的部队只能安排阻击兵力，尽量寻找机会撤退。

然而，日军这次动员了大量兵力，不仅仅是19团和21团的战斗，冀南军区的其他部队，包括骑兵团、区党委和行署等机关，几乎全部陷入了敌军的包围圈。冀南军区机关总部最终决定与骑兵团汇合，向西南方向突围。尽管这一决定看似能成功突破包围圈，但由于日军周密部署，西面已布满重兵，突围的部队很快遭遇了敌人强大的抵抗，陷入了更为危险的境地。

此时，尽管骑兵团具备极高的机动性，能够迅速突破敌人防线，但依然决定与冀南军区机关共同进退。政委况玉纯明确表示，他愿与军区机关一起生死存亡，曾玉良也支持这一决定。

正当敌军对冀南军区机关进行猛烈攻击时，恰逢一阵强风席卷而来，狂风沙石四起。军区领导在这一瞬间做出了果断决定，趁着混乱时刻组织突围，最终成功突破了敌军封锁线。战后，冀南军区的领导干部一致表示，正是那阵风的及时出现，为他们争取了宝贵的突围机会。

尽管冀南军区机关成功突破了敌军包围，但付出的代价惨重。许多人在突围过程中掉队，遭到日军杀害或被俘，遭受了严酷的酷刑。虽然冀南军区最终完成了突围任务，但此次“4·29铁壁合围”是冀南抗战历史上最为惨重的一次，牺牲的抗日军民超过2300人，其中包括许多久经沙场的干部。战后，冀南军区根据这次教训，着手整顿机关编制，选派得力干部到一线部队，并加强了对日军情报的重视，最终扭转了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