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肆意在中国大地上烧杀抢掠，所到之处民众疾苦，一些富商积蓄了多年的财富，瞬间化为乌有。冯小刚导演的电影《1942》便描述了范殿元这一角色的遭遇，范殿元原本富甲一方，但在日军入侵后，不仅家破人亡，妻儿都死于战火，甚至连唯一的女儿也被迫成为别人的妾。而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很少有人能够保全自己。然而，在山西的乔家大院，却出现了不同的情形。这里富裕一方，日军却始终不敢轻易动手。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探究一下。

乔家大院的辉煌是历经几代人辛勤打拼，才得以形成的。最早为乔家打下基础的是乔贵发。乔贵发原是山西祁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境贫寒。为了生计，他与结拜兄弟老秦一同前往西北打拼，初期在内蒙古的萨拉齐厅老官营村当了多年伙计。十多年后，他积累了一些积蓄，决定在包头开设一家草料铺，并经营豆腐、豆芽、烧饼、切面等日常小商品。

在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由于丰收的粮食导致价格下跌，乔贵发便抓住时机，大量购入黄豆，准备做豆腐。没想到，豆类市场突然上涨，他便转而开始销售黄豆，并以“广盛公”为商号。随着时间的推移，乔家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后来，秦家由于经营不善败光家业，将股份出售给了乔家，“广盛公”也更名为“复盛公”。

随着包头的经济发展，“复盛公”商号迅速扩大，经营的领域也愈加广泛，包括粮食、布匹、绸缎、烟酒、蔬菜、皮毛、铁水、洗染、旅馆、当铺、钱庄、票号等，甚至开始发行纸币。在乔贵发的经营下，乔家初具规模。而真正让乔家实现飞跃的，是乔贵发的孙子乔致庸。

乔致庸是乔贵发三子乔全美的儿子，父母早逝，由哥哥乔致广抚养长大。在哥哥掌家期间，乔致庸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心思全在学问上。然而，家族事业在哥哥的领导下经营失败，家业几近崩溃。危急时刻，乔致庸挺身而出，接手家族事业，并成功带领家族走出了困境。

在乔致庸的经营下，“复盛公”不仅壮大，还派生出了复盛全、复盛西、复盛油坊、复盛菜园、复盛西店、复盛西面铺等商号，形成了庞大的商业帝国，“复”字商业金融集团成为了资金最雄厚、商号最多、声势最盛大的商业组织，其下店铺遍布全国各地，业务涉及各行各业，规模庞大。

乔致庸之所以能够使家族事业达到如此高度，离不开他与权力圈层的紧密关系。记得当年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太后被吓得仓皇逃亡，途中经过山西时，乔致庸在“大德通”总号设宴款待了慈禧和光绪，并主动借出10万两白银，虽然名义上是“借”，但乔致庸显然并不打算收回。慈禧回到北京后，感激乔家的帮助，赏赐给他们一块“福种琅环”的匾额。而在《辛丑条约》签订后的赔款事务中，乔家为清政府处理了大宗款项，并通过“复盛公”票号将款项汇入汇丰银行，这项生意让乔家赚得盆满钵满。此外，乔致庸还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过程中捐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进入晚清时期，国家动荡不安，大量资金外流。乔致庸打破了往日不修家宅的传统，在同治初年投入巨资扩建家族祖宅，修建了今天闻名遐迩的乔家大院。由于其宏大规模和雄伟壮丽的建筑风格，乔家大院被誉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不仅具备极高的观赏价值，还有重要的科研与历史价值。

然而，乔家与清政府的关系虽好，但与日军的侵略又有什么关联呢？难道日军因为清政府的庇护就不敢抢劫乔家吗？当然不是。这个故事要追溯到义和团运动时期。当时，山西巡抚毓贤下令要在山西境内大肆屠杀洋人。就在这一关键时刻，七位意大利修女为了躲避杀戮，逃到了乔家堡。乔致庸毫不犹豫地将她们藏匿在柴火堆中，悄悄送她们安全离开山西。意大利天主教会对乔家的救命之恩表示深深的感激，历任的神父都与乔家建立了长期的友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