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原野战军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改编，二野因此成立了三个兵团。第3兵团由陈锡联担任司令员，谢富治担任政委；第4兵团由陈赓担任司令员，兼任政委；第5兵团的司令员是杨勇，政委则由苏振华担任。在选拔兵团司令员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争议和不满。其中，6纵队的王近山就感到十分不满，因为他只被任命为副司令员。他认为自己与杨勇的战功不相上下，因此曾主动去找刘邓首长寻求解释，然而，他却被批评了。邓政委明确指出，王近山在作战上非常勇敢，指挥能力也很强，战功赫赫，但他有一个不足之处——那就是不善于团结同志。这一问题显然影响了王近山的晋升。

实际上，除了王近山，还有另一位资深将领并未被选为兵团司令员，他就是2纵队的司令员陈再道。陈再道不仅资历深厚，且贡献巨大。尽管如此，他却被调离了主力部队，去了后方，担任了河南军区司令员。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毕竟陈再道的背景和成就都摆在那里，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曾是陈再道的下属，曾在陈再道部队担任过师政委等职务。陈再道虽然与陈赓竞争失利，但他与陈锡联之间似乎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陈再道的资历相当深厚，曾是红四方面军的重要人物，在红军时期就担任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他的职务也十分高，改编后的八路军中，陈再道被任命为129师386旅副旅长，后来担任冀南军区司令员。尤其是在2纵队时期，他的声誉极高，被誉为“三陈”之一，参加过定陶、巨野、豫北、鲁西南、挺进大别山、淮海等多个著名战役。然而，二野的兵团只有三个位置，而二野内部战将如云，除了陈再道，还有王树声等许多名将。因此，尽管陈再道在资历和贡献上都非常突出，他却没有成为兵团司令员。兵团司令员的选拔不仅仅看资历，更考量的是领导者的全面素质。因此，虽然王近山英勇善战，但由于他不擅长团结人，未能晋升。而陈再道则被后来者陈锡联超越。让他担任副职，尽管似乎不太合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陈再道的资历和贡献仍然是受到认可的。

陈再道的调任也有其背景。当时，随着解放区逐渐扩大，各地的稳定和发展变得尤为重要。陈再道在抗战时期担任冀南军区司令员，积累了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这使得他在调任河南军区司令员时，显得更加得心应手。尽管没有继续参与解放大西南的战役，他的任务依然繁重。中央和军委在干部安排上有着明确的战略考虑。河南虽然远离野战主力，但其重要性不可小觑。当时，安阳等地尚未解放，且土匪问题依然严重，因此，担任地方军区司令员并非闲职。事实上，省军区司令员的地位非常高，通常由名将担任。除了陈再道外，肖劲光被任命为湖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成为湖北军区司令员，陈奇涵则担任江西军区司令员，而后来的大将张云逸则担任广西军区司令员。值得一提的是，二野的陈赓也曾兼任云南军区司令员。

这一系列的任命背后，反映出当时解放战争时期，军事干部的战略部署以及各地稳定工作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