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曾经撰写过一篇文章，名为《1961年，周谷城与毛主席欢度五一节，填了首词，主席：怕不只一首》，文章讲述了毛主席与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的交往趣事。今天，我们将重点关注周谷城在史学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

周谷城于1913年考入了湖南长沙省立第一中学，尽管如此，他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系统地阅读《史记》《汉书》《国语》《战国策》等古代经典，并对史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真正开始从事史学研究工作，则是在1932年。当年春天，周谷城从广州的中山大学转职至上海的暨南大学担任史地系主任，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史学研究当中。

他将“历史完形论”这一史学理论贯穿于自己的学术创作中，并撰写了《\u003c中国通史>》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这本书于1939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分为上下两册，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许多进步的大学教授纷纷将其作为教材进行教学。该书突出了经济制度的变革、阶级斗争和种族斗争等重要内容，因而，周谷城也遭到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局势，周谷城决定转向世界历史的研究。

1946年，周谷城出任复旦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并主讲世界通史课程。在此期间，他通过东方与西方文明的渗透过程为线索，花费了四年的时间，编写了具有独特视角的《世界通史》。该书共分三册，于194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同一个学者既写了《中国通史》，又写了《世界通史》，在当时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成立后，周谷城继续在史学领域耕耘，推出了《史学与美学》一书，并着手重新修订《\u003c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在修订《\u003c中国通史>》时，周谷城被一个历史问题深深困扰。有人曾经对他提到，在《明史》中被列为“贰臣传”的洪承畴，其实并非像史书上所说的那样负面，反而他投降清廷是为了减少汉人遭受屠杀，实际是一个出于善意的举动。

老覃在2017年写过《清朝给洪承畴写的墓碑，到底都写了啥？这么露骨，褒奖还是贬损？》一文，提到洪承畴原是崇祯皇帝的亲信，曾任兵部尚书和蓟辽总督。他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率领大明九边精兵前往松山支援锦州，尽管兵败，但之后却投降清廷，成为清军入关的带路人。洪承畴在为清朝定鼎燕京、招抚江南及平定云贵等地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为清朝建立的关键人物之一。围绕洪承畴是否是民族叛徒的问题，近年来经过不同历史观的重新审视，部分历史学者开始给予其正面的评价。红旗出版社在1991年出版的《洪承畴传》将他定义为“对中华民族的安定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的人物；清史专家李治亭在2003年出版的《清史》中也高度评价了洪承畴，称他为“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为统一中国作出了贡献”。

对于洪承畴的评价，周谷城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曾对这一问题深感困惑，迟迟未能下定论。当时，史学界的关注焦点并不在洪承畴身上，反而集中在了李自成。1944年，郭沫若为了总结历史教训，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对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原因做了深入剖析。这篇文章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并列为学习材料，毛主席甚至要求解放区文艺工作者根据李自成的事迹创作戏剧，以警示后人。

在这一背景下，夏征农的《甲申记》、李一氓的《九宫山》、马少波的《闯王进京》以及阿英创作的话剧《李闯王》相继问世，其中阿英的《李闯王》更是因其艺术成就受到广泛赞誉，并且影响了较长一段时间。

1955年，毛主席访问上海，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在上海锦江饭店设宴欢迎，并邀请周谷城和陈望道前来作陪。饭后，大家一起前往锦江小礼堂观看阿英的《李闯王》。在这个难得的机会中，周谷城向毛主席请教了一个困扰他多时的问题。他问毛主席：“现在有人说洪承畴降清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汉人遭受屠杀，是一个大善举，主席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毛主席经过短暂思考后，认真地回答道：“确实有人这么说，但这种说法既不可完全相信，也不可全然否定，事情复杂，史学家应当做更深入的研究。”毛主席的态度非常谨慎，避免草率下结论。

需要注意的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毛主席曾在给何干之的信中提到，研究民族史时要特别关注“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的民族投降主义者”，并对这些历史人物进行批判，以增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识。那么，洪承畴是否属于“明末的民族投降主义者”呢？毛主席并未直接给出明确的回答，而是提出“史学家要做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