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春天，上级组织决定将一批红一方面军的干部调派到红二方面军，以加强对后者的领导。同时，军政整训工作也随之展开，成为当时的重要任务。在这一整训期间，红4师作为反军阀主义和游击主义的试点部队，承载着特殊使命。

红4师的师长是卢冬生，为了强化这支部队的管理，上级调派了来自一方面军的李井泉担任政委，并安排张宗逊为副师长，姚喆则担任参谋长。从这个领导班子的组成来看，一方面军的干部显然掌握了4师的核心领导权。彼时，政委拥有一票否决权，而副师长与参谋长则在具体军事事务上承担主要责任，因此作为师长的卢冬生需努力与这个新班子进行有效的磨合。然而，由于这些干部来自不同的部队，他们之间在工作方式上可能存在着某些分歧，而令卢冬生感到不安的是，关于4师作为反军阀试点的指示是上级在未与他沟通的情况下作出的。

据4师卫生部长贺彪的回忆，6月下旬政委召集全师干部和战士召开大会，副师长和参谋长也应邀参与。会议开始时，卢冬生走进会场，并发现主席台上坐着的并非他所期待的上级首长。他随即询问贺彪这次会议的内容。贺彪调侃道：“你作为师长竟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我又该去问谁呢？”随着会议时间的临近，主席团的人逐渐就座，但台上坐的却只有来自4师的新任三位领导，而这让坐在台下的卢冬生感到十分不安，显得格外尴尬。

在会议上，政委首先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随后话题转向了对军阀主义和游击主义的批判，特别点名指责了卢冬生和黄新廷等人。这个瞬间，大家才意识到，原来卢师长坐在台下，正是因为他成了会议的焦点。从表面看是对卢冬生的批评，实际上则隐含着更深层次的指责，因为卢冬生与贺总的关系非常紧密，二人早已有着较深的情谊。

面对政委的质询，卢冬生并没有选择沉默，而是在政委和副师长的面前毅然将指挥权交出，随后便离开了会场。卢冬生这一举动令人感到意外，其他与会的人员也未曾预料到。由于4师的将士并未完全了解事情的真相，军队的思想瞬间产生了波动，甚至连二方面军的士兵也受到不小的影响。

随着部队在抗战时期的改编，作为2军团中资历最老、战绩卓著的卢冬生被认为最有能力代表该军团。然而，当2军团改编为358旅时，他并未如预期上任旅长，导致358旅在抗战初期出现了旅长职位的缺缺，副旅长只得暂时代行旅长职务。此后，副旅长逐渐被提拔为正式的旅长，填补了这个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