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底，四野接到指示，开始组建兵团，并划分为四个兵团，每个兵团设有两个副司令。39军的军长刘震被任命为14兵团的副司令。照常理而言，一旦担任兵团的领导职务后，通常不会再兼任军级的指挥岗位，但刘震请求继续担任军长，并有力地解释了理由：江南战役后，可能需要与桂系部队交手数次，形势相当严峻。尽管四野的兵员众多，并且指挥官各具战斗经验，他的请求最终还是得到了上级的认可。

39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的第2纵队，若追溯更早，其根源可追溯至抗战时期的新四军第3师，这支部队则是八路军344旅的发展而来。自部队踏足东北并组建2纵以来，刘震便始终担任纵队司令，构建了一种非常稳固的领导结构。相比之下，早期成立的其他纵队均经历过换将，像是1纵、3纵、4纵和6纵等。2纵在屡次硬仗和恶仗中表现出色，尤其是5师，早已在高级指挥官的直接指挥下作战，屡次获得表彰与赞誉。

平津战役结束后，部队进行了休整。原本2纵设有副司令吴信泉。在组建兵团时，原纵队政委转任兵团副政委，吴信泉则调任政委。他本身就是政工出身，长期以来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承担了军政双重任务。在部队南下至中南地区时，上级调派第49军145师的政委谭友林担任39军的副军长。

谭友林来自红二军团，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曾担任师政委，抗战期间则是新四军第4师的旅长。而刘震也曾在4师中担任过4旅的旅长。尽管他们的交往不算频繁，但1941年谭友林调往延安深造时，刘震正率部与敌斗争，双方在资历和职务上都处于相当的水平。抗战结束后，他们都被投入到东北的战事中，谭友林担任359旅的副旅长，负责二线的剿匪任务，而刘震则以2纵司令的身份灵活运用部队展开作战。直到1948年3月，谭友林才调回新成立的12纵，担任师政委。

1949年4月，原有的39军的2纵经历了领导班子的调整，政委成为兵团副司令，副军长的职位转为政委。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新任副军长才刚抵达39军。起初，上级并未下达刘震兼任39军军长的命令，而是他的主动要求。或许他们认为，39军尚缺乏合适的军长人选；若将副军长提拔上去，考虑到对方刚上岗，对部队情况不够熟悉，面临南下的恶战时，可能会对战斗力产生影响。

干部空降到新单位，如果对情况不够了解，往往会导致上下不和，严重影响执行力。客观来讲，部队急需一位具有强战斗力的指挥官来把控大局，不过初期的不了解会导致指挥官之间各自执行不同的战略决策。像韩先楚被任命为3纵的司令后，尽管政委已经草拟了作战方案，但最终仍选择采纳自己的意见，甚至有时需要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来确定方案，给上级施加压力。

由于作战方案缺乏共识，情绪难免波动，执行层面上也可能出现纰漏。因此，确保部队的团结一致成为了首要任务。刘震深情地牵挂着这支部队，身兼军长后，由于健康因素只能暂时留在武汉休养，他十分关心接替新军长的人选，最终推荐政委吴信泉上任。他认为吴信泉对部队状况非常熟悉，且始终兼顾军政工作。而副军长谭友林的职位依然保留不变。